森茉莉(1903-1987)为日本现代女作家,1957年凭借《父亲的帽子》获得“散文家俱乐部奖”而进入文坛,同时因“森鸥外女儿”的身份而备受关注。作为经历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女性作家,森茉莉在日本文坛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作品以小说、散文、翻译集为主。代表作可以列举出小说集《恋人们的森林》(1961),散文集《鞋音》(1958)、《波提切利的门》(1961)、《奢侈贫穷》(1963)等。最著名的当属长篇小说《甜蜜的房间》(1965-1975)。20世纪60年代,日本女性被要求在家庭中承担女性义务,各方面都被打上了性别差异的烙印。到了70年代,虽然女性权利开始被强调,却依然没有摆脱以男性、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以男性的标准充斥着女性的生活空间。《甜蜜的房间》通过赋予主人公美貌与权力,颠覆男性的规训权力,试图以此唤起女性夺回失去的权利意识。同时也表现出森茉莉追求自由,保持女性独立意识的创作意图。本文以身体理论及视线关系为文本细读的切入点,结合福柯的权力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探究《甜蜜的房间》中女主人公——藻罗女性主体性的建构问题。依据福柯的权力理论,笔者分别论述了男性爱慕者、藻罗的父亲林作以及社会规范对主人公藻罗进行的规训及规训后产生的影响。福柯推崇具体的“微型权力(micro-power)”,具体地分析了社会实践中蕴含的权力运作,以惩罚罪犯为例,表现为三个层面:即国王对罪犯的身体惩罚;“全景敞视建筑”式监狱下对罪犯进行的思想“规训”;以及监狱的“规训”功能扩展到社会机体后形成的社会制度的规训。与之相应,在作品《甜蜜的房间》中,男性爱慕者对藻罗进行了语言和身体的惩罚;藻罗的父亲林作建构了类似于“全景敞视建筑”式的权力支配系统,对藻罗进行身体与意识的规训,从而达到对整个女性群体的规训,加速了作品中女性群体的客体化,使女性丧失了主体性。随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主义者开始重视女性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以身体写作挑战传统,试图变被动为主动,在克服被客体化的状态,探寻并找回主体性方面进行了努力的尝试。相比于在政治上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她们更多地关注主体、身体、话语、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体性。女性们探寻主体性的范畴从政治地位扩展至身体、生理、精神文化层面,体现出现代社会女性的多元气质。《甜蜜的房间》主人公藻罗就是一名重构主体性的践行者。在充斥规训的生存空间中,藻罗脱离传统女性气质,唤起了女性们认识身体的自主意识。对母性的排斥,则是对身体所有权的捍卫,是拒绝成为男性附庸的表现。她通过扬弃性别差异强烈的日语语言系统,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作品中体现出女性试图冲破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规训”牢笼,重建女性主体性的意图。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女性已获得的物质生活层面、婚姻层面的解放均在一定程度上还尚属于表象,在社会地位与社会心理等内核层面还未达到真正的解放。森茉莉在《甜蜜的房间》中通过女性身体书写,试图唤醒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潜在的权利意识,鼓励她们追求社会地位、社会心理等内核式的权利解放,反映出女性作家对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