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产品的贸易在快速发展,相关政策措施在不断推进完善文化产品贸易中的各项环节。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目标中均对其发展做出要求,建立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助力企业在文化产品出口上的国际布局。此外,在《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文化贸易合作举措占有重要地位。“十四五”规划中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对“十四五”时期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提出硬性指标。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完善体制建设和加强贸易协定的签署谈判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而中国也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知识产权局也联合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举办了“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会议,丰富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举措。基于上述宏观发展环境,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在快速增长,各国都想在文化产品的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贸易安全途径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影响逐渐凸显。本文用中国文化产品2007年-2019年间的出口贸易数据和知识产权保护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类别的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同时,依靠已有的关于贸易安全的文献研究,选用宏观贸易安全指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贸易安全途径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通过文献研究、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对文化产品总体和分类子样本进行回归,并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贸易安全对文化产品出口产生的影响。目前已有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多从创意产品、版权产品角度出发,国际安全性研究集中在经济、金融等方面,关于贸易安全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聚焦于宏观贸易安全视角下文化产品的出口研究。本文不足在于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文化产品分类中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数据缺乏无偏有效性因此被剔除;此外由于本文聚焦于宏观贸易安全的衡量,无法从中微观视角全面的研究贸易安全的影响。本文将文化产品分为设计与创意服务、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品、表演和庆祝活动、音像和交互媒体、书籍和报刊和文化和自然遗产共六类,由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类别的文化产品交易相对较少,该类别的样本容量不足,因此无法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中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选用设计与创意服务、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品、表演和庆祝活动、音像和交互媒体、书籍和报刊五类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总体数据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产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文化产品异质性回归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视觉和手工艺品的影响不显著,对设计与创意服务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音像和交互媒体、书籍和报刊、表演和庆祝活动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文认为造成上述影响差异的主要因素为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品并不归属于某一特定的人或团体,所有权属性相对较弱,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变并不会显著影响该国从中国进口产品;设计与创意服务是版权属性十分明确的产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贸易的时间成本和费用,市场势力效应较为明显,因此产生负向抑制作用;而音像和交互媒体、书籍和报刊、表演和庆祝活动个人所属的属性较弱,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多年打磨传承发展而产生文化产品,商品更容易被模仿复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能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市场扩张效应更加显著,促进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此外,进口国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从增强贸易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方面改善一国的贸易环境、增加贸易安全度,吸引外资和合作伙伴,整体上促进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而进口国知识产权的提升会增加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稳定风险因素,整体上会抑制文化产品出口。基于上述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对不同类别的文化产品针对性的进行出口;我国应积极与贸易安全度较高的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与贸易安全性较低的国家进行贸易要注意风险问题;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