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更好的发挥金融业服务实体的作用,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响应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深化金融改革的号召,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制度。其中,2018年4月资管新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资管行业拥有了首个统一的监管制度,正式进入金融严监管时代。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原本依赖金融投资获利的实体企业,不得不开始调整自身的投资行为与投资策略。立足于金融强监管时代到来的现实背景,本文探讨以下问题:实体企业如何应对强监管的落实对其带来的影响?采用了怎样的措施去应对?这样的措施是否有效实现了投资效率的增长?本文以雅戈尔为研究对象,从强监管制度实施对实体企业的影响、实体企业在强监管影响下的投资策略与投资行为调整以及这该调整是否具有有效性等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梳理了一系列强监管制度出台的背景与核心内容,结合具体条例及监管制度出台后的现实反应分析强监管制度的作用机制,并依据投资替代理论进一步分析其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其次,本文梳理了强监管背景下雅戈尔在公司治理、投资结构、智能制造转型、渠道建设等方面的策略,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雅戈尔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优化企业投资效率的产生的影响;最后,本文引用DEA模型对雅戈尔的投资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分析其一系列优化投资效率策略的效果。研究发现:1)强监管制度从限制金融投资渠道与提高金融投资风险两个方面对实体企业产生影响,并以此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促使企业优化投资结构,进而缓解金融投资对实业的挤占,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2)雅戈尔通过四种方式来调整投资策略:一时推动数字化建设、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以推进投资决策的合理实施,二是去金融化,提高实体投入以优化投资结构,三是加强线上线下渠道建设以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提高产能、完善产业链条以提高规模效益。3)结合DEA测算结果,从横向对比来看,雅戈尔在实行的一系列优化投资效率的策略并未帮助企业彻底摆脱投资效率无效的状态,但对比去金融化前,雅戈尔在服装行业中的的排名的到了有效提升,与行业均值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小。通过纵向分析发现,雅戈尔在实行优化投资效率策略后,虽然生产效率波动较大,但综合来看依旧实现了技术进步,投资有效。总的来说,雅戈尔实行的一系列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未能实现规模效益,依然存在技术创新水平不足等问题,但总体上起到了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