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的建筑师不断地吸收西方当代的建筑理论和手法，在与西方的建筑创作互动中设计理念渐趋同步。同时在对西方的建筑思潮的认识上，也由“风格流派”式的理解逐渐向建筑本体转变，并注重了解思潮背后的其他学科背景。近20年来的建筑创作通过学科间的相互借鉴和仿生学、语言学及哲学的介入产生了大量的新形态。从建筑本体来看则是建筑技术的成熟扩大了形态产生的自由度，使一些原本很难实现的建筑形象成为可能。不管新的形态最初是如何被激发，最终都要面临建造和使用问题，由建造和使用产生的各种逻辑就成了设计进一步深化时遵循的准绳。论文试图从建筑本体出发，通过分析西方当代建筑（主要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建筑实践，用形态学方法（即从外部形象和内部制约因素的关系出发了解事物特征的方法）对建筑的几何形以及制约几何形的各个因素（如建筑的使用、建造技术等等）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论文主要从城市中的建筑组群布局、有延续原有秩序的建筑形态和含隐秩序的建筑形态三种情况讨论，从建筑的几何形自身的逻辑和几何形及其制约因素的关系两个方面入手，对其中的基本手法和原理进行分析和发掘，尤其讨论了在含隐秩序的各种建筑形态中秩序的内涵和作用，试图找到源自建筑本体的各种基本手法和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纷繁的建筑理念指导下的建设实践中的作用。即认为：基本手法和原理仍然能作为进行设计和读解方案的出发点，在大量性建筑的设计中基本手法和原则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形态的产生和被大众认同是对传统的不断补充，真正意义上的反传统的新形态基本不存在。虽然大众对建筑物好坏美丑的判断标准在不断拓宽，但是判断核心仍然非常稳定。对于我国来说在吸收和消化各种思潮的时候除了关注其中明星建筑师的明星作品，更应当注意非明星的、大量性的建筑作品，注意明星作品中的基本手法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