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性侵、猥亵、虐待等伤害儿童的刑事案件高发,但由于这类案件缺乏实物证据,儿童证言成为了重要的直接证据。儿童证言由于儿童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而证明力不足,需要补充其他证据来加强其证明力。但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只规定了口供补强规则且只有原则性规定,未涉及儿童证言补强。构建儿童证言证明能力补强规则,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补强证据进行审查和运用以帮助裁判者准确定罪量刑,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论文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儿童证言证明力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采取《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所有不满十八周岁的人都是儿童。儿童只要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和正确的表达能力,能够将自己对案件情况的所见所闻准确真实地表达出来,就具备证人的适格性。但由于身心发育都未完备,其证言存在失真风险从而导致证明力较弱,不能单独定案,需要补强。儿童证言证明力补强是指在4岁及4岁以上的儿童的证词作为唯一直接证据时,由于儿童的证言证明力不够强,无法仅凭这一证据来确定案情,而需要补强。补强证据应当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独立性。第二部分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我国构建儿童证言证明力补强规则的必要性。儿童证言对涉儿童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判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导致儿童证言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但同时也减少了儿童恶意作伪证的可能性,而我国的印证规则对证据要求较为严格,已经不能满足涉儿童案件证明的需求,从而限制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当前我国涉儿童犯罪案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亟需构建适合儿童证言的证据补强规则。第三部分是对域外儿童证言补强制度的介绍以及借鉴意义,域外采用自由心证规则,允许辅助性证据对儿童证言进行补强,我国也可适当拓宽儿童证言补强证据的类型。美、日两国虽然没有儿童证言补强规则,但确立了完备的口供补强规则,同为言词证据补强规则我国可以参考借鉴。第四部分提出了构建儿童证言证明力补强规则的设想,应当明晰儿童证言补强的范围、确立补强的标准、明确补强证据条件,最后为了增加儿童证言补强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保证其有效实施,还应当完善补强证据取证工作以及建立相应的指导案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