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正在承受着巨大并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发展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在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之初,中国就明确提出维护“生态平衡”。缘于商品贸易,环境污染压力不仅在私人和社会之间转嫁,还在地区之间转嫁。所以环境污染压力转嫁涉及两个方面的公平性:一是私人和社会之间的公平性,二是地区之间的公平性。单从统计数据来看,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工业污染确有向中西部集中趋势。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东部地区在工业化建设之初承受了绝大多数的工业污染压力,中西部地区享受了东部地区的巨额环境红利,这就需要考虑环境压力转嫁问题。本文环境压力转嫁是指一个地区承担了其他地区经济生活所引致的污染,表现为实际污染水平与“公平污染水平”之差。环境压力的转嫁情况关系社会公平、关系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基于外部效应理念,探究环境压力影响机制,定量评价环境压力在不同地区间的转嫁程度,分析地区环保责任和环境红利分配不公问题。本文采用199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结合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构建三部门的环境压力驱动模型,考察了环境污染压力在管制强度、技术水平、消费行为、经济增长、城乡差异、个体效应等因素影响下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压力在上述因素的冲击下产生显著变化,证实了行为主体和地区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三部门经济体中,政府加强环境管制可有效抑制环境污染;企业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可观,并且企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对污染排放的抑制日益加强,近年来,企业能源效率每提高1%,环境污染减少0.568%;长期看,居民消费行为并不是造成生产活动污染排放的主要原因,生产仍是第一性的。并且现阶段,中国尚未实现“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发展,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环境污染呈持续恶化趋势。另外,地区因素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区域的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其次,城乡差异对污染排放的刺激作用在逐步减小,现阶段,城镇化程度的提高甚至不会增加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另外,个体效应估计结果表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工业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自发性污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环境压力驱动模型确定地区应承担的“公平污染压力”,即与地区技术水平、制度安排、生产发展状况等相符合的污染水平。在此基础上,构造压力转嫁指标,利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和探讨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区的环境压力转嫁比例随时间演变的趋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在研究时段内,中国省区污染压力的转嫁呈现自东向西过渡趋势,1990-1996年,东中部地区承担了西部转出的环境压力,西部地区享受了来自东部的环境红利;1997-2006年,东部地区环境压力转入程度逐渐缓解,西部地区的环境压力转出比例也随之下降;2007-2014,东部地区由原来的环境压力转入变为转出,该阶段中西部地区承担了更多的来自其他地区的环境压力,但当前的环境压力转嫁缩小了原来地区间巨大的环境压力差距,这有利于避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入“专业化陷阱”;长期来看,中国多数地区存在环境压力转入,验证了发展中国家“污染避难所”假说。进一步探讨中国环境压力的时空演变特征,从时间上看,中国环境压力转嫁格局的演变有明显的阶段性、过渡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从空间上看,中国环境压力转嫁格局的演变有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的特征。本文的创新点有两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基于社会公平视角对中国各省区环境压力转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外很多机构和学者都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从社会公平视角对环境压力转嫁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尚属少数。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多数文献只考虑单一行为主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系统分析环境污染影响机制,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三部门的环境压力驱动模型,研究政府、企业、居民各行为主体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此外,论文还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由于现实经济社会错综复杂,本文建立的实证模型和选择的估计方法仍可能出现偏误。二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存在和研究能力的不足,本文所给的结论与建议仍可能不够完善全面。总之,中国环境压力配置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为避免环境压力进一步向西转嫁,应明确经济主体责任,引入压力转嫁权重建立合理的环境使用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