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及市场潜力的邮轮旅游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以“钻石公主”号为代表的邮轮疫情暴发后的遭遇,引起国际社会对邮轮救助的讨论。本文一方面指出此次事件中暴露的船旗国、沿海国及港口国存在的救助义务履行不当的问题,并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探寻解决国家救助义务履行困境的出路,提出强化船旗国管辖职能、增强港口国与沿海国防疫能力、完善中国邮轮疫情救助义务的履行等举措。这不单纯是完善国际法律制度的需要,同时也具有保护以邮轮旅游产业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安全的现实意义,更好地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阐述了邮轮疫情下国家救助义务的相关概念以及国家救助义务的确定依据。首先介绍了邮轮的概念及邮轮特性下疫情的危害性,将疫情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指明了国家及时开展救助活动履行自身义务的重要性。进而明确国家救助义务的概念,分析疫情下邮轮与相关国家的关系,确定船旗国、沿海国及港口国这三类与邮轮关系密切的主体。再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卫生条例》及《国际海港制度公约》等国际条约指出有关国家在国际合作要求下履行救助义务的法律基础,明确船旗国的首要救助义务以及沿海国、港口国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开展国际合作的协助义务,以进一步确定疫情背景下应当对邮轮履行救助义务的主体国家。第二章主要指出了邮轮疫情实践中国家救助义务履行的困境并加以分析。通过比对“钻石公主”号、“威斯特丹”号及“歌诗达赛琳娜”号三艘邮轮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受救助经历及义务主体对其采取的处置措施,发现了当前船旗国、沿海国及港口国存在不履行或者以不正确的方式履行救助义务的问题,并逐一对问题所致困境的缘由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一方面是“方便旗”制度盛行以及邮轮管辖的权责划分不明致使船旗国救助缺位;另一方面在于沿海国与港口国自身的港口核心能力不足,同时制度层面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冲突以及强制性的制裁机制缺乏,使得沿海国、港口国陷入协助与处置困境。第三章主要探讨了邮轮疫情下国家救助义务履行的出路。首先,为强化船旗国履行邮轮救助义务的能力,提出以行政规制明确“真正联系”要求并加强船旗国与港口国之间的监督协作,以增强邮轮与国家之间联系,进而梳理三类主体的救助义务顺位,明确船旗国的首要义务顺位以提升船旗国的管辖职能,更好地履行对“受染”邮轮的救助义务。其次,指出《国际卫生条例》的内化举措,提出有关港口核心能力提升及卫生措施监管增强的措施、依据,以提升港口国与沿海国的防疫能力,促进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再者,提供现行条件下可用以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监督职能的思路与方式,敦促国家履行救助义务。最后,落脚到完善国内法律机制,针对中国兼具三重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提出从制度到落实的三方面举措,体现在船舶开放登记与严格监管结合、完善邮轮疫情应急处置制度、加强港口核心卫生能力建设等,用以规范国家与邮轮之间的关系,提升港口核心卫生能力建设水平,并避免日后再度陷入疫情所致的邮轮救助义务履行困境,从而更好地彰显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