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诗是古典诗歌题材的一个重要门类。就题材特点看,咏物诗以物象审美为中心,难以反映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情感,故历来不为诗论家所重,也未得到今人充分的研究。不过,若从咏物题材和诗歌发展的双重流变过程中截取一个典型时段,从审美、诗学、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侧面对此期咏物诗进行系统考察,充分发掘其艺术特质与人文色彩,那么必有其研究价值。晚唐正是这样一个时段。晚唐是咏物诗创作的繁荣期,就诗歌整体发展而言,它处于唐代诗艺的总结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学时代。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咏物诗的起源尤为必要。咏物意识萌生于农耕背景下的物性文化土壤,在对鸟类、鱼类、树木等等图腾物的宗教表达中逐渐衍化出审美的性质。传统唯象思维所表现出的仰观俯察的认知精神、物类相感的联想观念以及对客观物象的事理阐释,既催生了诗歌比兴外物、依微拟义的传统创作手法,又推动了咏物意识走向深化。儒家以道德理性统摄外物,使比德成为咏物意识的新源头;而道家则舍己顺物,倡导人复归自然本性,为物象审美提供了一种充满诗意的言说方式。咏物诗侧重于语言形式美的表达。循迹咏物形式这一线索可以看到,咏物题材广泛地渗入各类诗体中,并随着先秦至唐代各个时期诗体的演进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六朝“备其制”,盛唐“擅其美”。相较六朝咏物诗对形式美的探索,晚唐咏物诗更加注重形式与情感的融合。遵循诗歌语言形式的层次性,可以引入刘勰提出的“声文”、“形文”和“情文”概念,从声律安排、辞藻营构和情感内涵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剖析晚唐咏物诗的语言艺术。“声文”诉诸人的听觉;“形文”诉诸人的视觉;而“情文”则指向人的深层知觉和情感。这三者的统一,体现了晚唐诗人形式美与内蕴美兼重的创作观。晚唐诗人对于时代诗学思想观念的把握与践行是造成咏物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诗格理论在晚唐时期尤为盛行,诗格作者对于诗歌“内外意”的强调,与晚唐咏物诗的求意倾向相契。“内外含蓄”之“意”在晚唐咏物诗中的实现,大致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意在象前”的构思方式,二是“意句俱到”的写作技法。此外,“诗有物象比”说与晚唐咏物诗创作的类型化特征也有着声气相通之处。一些晚唐诗人兼具诗格作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如齐己、徐夤等人,从他们的咏物诗歌中,可以很好地看到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晚唐诗人师法齐梁,在创作中有意向着南朝“体物”诗学传统复归,表现在务以精微之笔展现物性,巧构营思,设色绮艳,借咏物之笔抒写艳情。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晚唐诗人大多具有很深的怀古、隐逸情结,热衷于以追思古人、优游林泉的方式安顿身心。于是,与古人相关的各种园林景物往往成为晚唐诗人抒发幽思的载体,并以咏物诗的形式呈现出来,造成了晚唐咏物诗与怀古诗、园林诗在题材内容、审美意识等方面的勾连。晚唐咏物诗与方兴未艾的词体之间也有着斩不断的亲缘关系。在晚唐诗词趋近的交互影响过程中,咏物题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晚唐时期战乱频仍,大批士子因避难、贬谪、入幕、交游、隐逸等原因聚集到南方,造成了诗坛创作中心向南方的推移。江南、荆湘、巴蜀等地独特的地缘特性与人文环境因素,为晚唐咏物诗注入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南方等地潜在的诗性文化精神。从诗画融通的角度来看,晚唐花鸟画的独立成科与咏物诗的兴盛相得益彰。花鸟画与咏物诗不仅在题材方面具有融通的特点,在技法和意境等层面也相互借鉴、互有呼应,尤其是折枝花鸟的构图方式及其审美特质在晚唐吟咏各类花卉的咏物诗中皆有迹可循,构成唐代诗画交融的审美典范。儒、道和禅宗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构筑起晚唐诗人的哲学观基础,它们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对晚唐咏物诗的情感抒发、诗境营构和审美旨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说,晚唐咏物诗中表现出的爱物情怀与讽刺力度来自于儒家仁爱思想和忧患意识;清虚浑融、奇幻艳丽的咏物诗境则与道教上清派的修习方式、宗教玄想以及女性崇拜意识有所关联;而诗中流露出的清寂心性、佛理禅趣则受到禅宗空观及其相关流派禅学观念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