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互联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导致各国在经济水平、投资水平的方面也有所不同。一方面,沿线各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诸如爱沙尼亚、新加坡等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但大多数的沿线国家互联网发展水平并不高,还有很大的增长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对于沿线国家的投资行为呈动态变化,近些年投资额度不断提升,投资领域也不断拓宽,在各国开展投资的优势产业、行业也不断调整,伴随着全球数字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其影响下也需要对沿线各国直接投资的质与量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基于此背景,本文开展了“一带一路”背景下针对东道国互联网普及率对FDI影响的相关研究。实证方面,在方法上本文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首先使用“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其次,验证不同行业受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投资数据入手,进行企业层面的回归来分析不同行业中互联网普及率影响直接投资的程度;再次,将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来开展异质性检验;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互联网普及率影响我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率会显著促进我国的OFDI,回归系数为0.284,即东道国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增加0.284个百分点。企业层面的回归分析,发现东道国互联网普及率能显著促进我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行为,而分行业来看,能源供应业、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运输业不存在这种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其他存在显著影响的行业中,造纸业不同,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会带来造纸业直接投资的减少。此外,发展水平不同的东道国受到互联网普及率影响的显著性也不同,发达国家中,互联网普及率促进投资的作用不显著,发展中国家则反之。对于互联网普及率影响我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贸易成本、制度质量与数字经济规模是互联网普及率影响我国直接投资的中介渠道,但通过制度质量这一变量带来的影响是负向的,与贸易成本、数字经济规模相反。基于以上,提出政策建议。对我国而言,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势在必行,在投资时也要针对不同国家的优势产业精准投资,从而更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对东道国的互联网发展方面的帮扶力度。对于沿线东道国而言,应当进一步发展当地互联网建设,提升互联网普及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也要有效利用外资,发挥“学习效应”的作用,增强互联网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后,要持续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共同推动各国互联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