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脚步逐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入世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迅猛,规模连续多年实现高速增长,2002到2016年仅十四年间增长了 70多倍。并在2020年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仍实现了 1537.1亿美元的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程度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应被低估,尤其是当前经典的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OFDI的情况下,学者们开始将焦点转向制度因素,尽管目前关于制度因素尤其是政治关联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是学界仍然在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以期丰富和完善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对OFDI影响的理论体系。本文通过梳理总结现有文献成果确定资源依赖、组织惰性和政府的“掠夺效应”等理论基础,认为高管政治关联是通过国内投资挤出、竞争意识弱化、寻租分散资源和政治责任负担四个机制对企业OFDI决策产生了影响。进而提出假设,高管的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倾向性。然后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做为样本,选择2008年-2018年作为研究区间,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意愿:企业通过高管构建政治关联虽然会赋予企业有利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但是这些资本仅对企业在国内的投资活动提供支持,难以在企业的海外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政治关联的存在会让企业无形中产生惰性,削弱企业的竞争进取意识,不愿为了生存发展而出海面对更复杂的环境和更高的风险;以及政治关联本身虽然是一个中立的概念,但是为了维护政治关联的存续要花费企业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会滋生寻租腐败,分散了企业出海的资源和精力,最终降低了企业选择“走出去”的可能性。（2）政治关联对对企业对OFDI决策的抑制作用会因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注册地所在区域的不同存在差异性:分组回归实证结果显示,相比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及沿海地区企业政治关联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3）对已经存在OFDI行为的企业来说,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关联对其OFDI的行业、国别和投资方式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会抑制第三产业企业OFDI,并且会提高企业选择向发展中国家和选择并购的方式进行OFDI。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方面,以往的文献多关注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在国内生产活动的影响而鲜少关注对于企业是否选择“走出去”这一决策的影响。本文从制度视角出发,从上市公司微观层面探究企业政治关联对其OFDI决策的影响。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考虑了“是否走出去”的决策,还将“哪些行业走出去”、“走到哪里去”、“以什么方式走出去”等多方面的决策内容纳入本文研究范围,充分探究了政治关联对于整个OFDI决策体系的影响,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完整。在数据和方法方面,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关联交易子库将样本的观测年限延长至2018年,并且选取上市公司所在省份腐败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使研究结论更加严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建议: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减少资源依赖,提高自身竞争力,时刻保持竞争意识,打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面对出海机遇时,有能力也敢于做出OFDI决策;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要做好资源配置,尤其是在决策层人力资源配置时,注重候选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相对淡化候选人的政治关联背景,特别是有出海计划的企业。对于政府来说:第一,把握政策尺度,鼓励公平竞争。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学习新技术提高自己自身能力,引导合理的市场竞争,减少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行为;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廉政宣传教育,从根源上规避为了建设和维持政治关联而产生的腐败和寻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