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转喻性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事实上,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已经对其展开了研究,但是第一次系统提出翻译的转喻性概念的还是玛利亚·提莫志科。在其《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起文学英译》(1999)一书中,她借用了罗曼·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的对语言二元性术语,对早期爱尔兰文学英译的问题展开研究。她发现,在后殖民语境中,爱尔兰文学只是一种边缘文学,把它译成英语的时候,译者必须首先决定是要保持原文的某些特征还是放弃这些特征,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样式还是原文的可读性。她进而把这一发现推广到所有文本的翻译研究中来,指出所有的翻译都是部分的翻译,而且翻译在本质上更加是个转喻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个隐喻的过程。对于接收语受众来说,被转移到目的语中的这些部分转喻性地构建了原文本,从而代表了整个的原文本。《孟子》一书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中国典籍,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英译《孟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产生了很多经典英译本。尽管如此,国内外对于《孟子》英译的研究却一直处于一个很萧条的状态,这与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不相适应,鉴于此,本论文以《孟子》英译为研究对象,选取理雅各、刘殿爵和赵甄陶等三个有鲜明特色《孟子》英译本进行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的对比研究,以期为中国的典籍英译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翻译研究的转喻视角为对比研究《孟子》英译的三个译本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支撑。本文从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层面对这三个译本的转喻性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尽管不同的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会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他们的翻译在本质上却都是转喻的。同时,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研究当然也不能孤立的进行文本研究。本文在对《孟子》英译的转喻性选择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把本研究设置在后殖民的大语境当中,并通过分析影响译者转喻选择的三个制约性因素,即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进而得出结论：一方面,所有翻译都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转喻过程,另一反面,译者的转喻选择是各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制约因素在不同的译者身上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所以不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的转喻性选择也就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