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詩學規範的形成爲研究視角探討日本中古時代漢文學,分論考、文獻兩編。日本僧人空海(774～835)留唐歸國後所編輯的《文鏡秘府論》及《文筆眼心抄》匯集了大量唐代的詩格文獻,成爲研究唐代詩學的主要材料。其後,在日本也產生了與其性質類似的詩學指南書,如保存至今的《作文大體》、《王澤不渴鈔》、《文筆問答鈔》等。這些文獻共同構成了日本中古漢文學批評的基礎資料,並可以進一步探討它們在漢文學形成中的作用。它們在公卿、貴族、僧人之間被傳抄,不斷地被增補,留下了多種形態不同的抄本,反映了不同學者的多種理解。《作文大體》中所提及的“越調詩”及嵯峨天皇等人創作的漁父詞,都是基於中國詩學的再創作與重新認識。《文筆問答鈔》的不同版本反映了從抄本到刻本的轉變,更是後代接受者對詩學規範認識的改變。另一方面,日本又有與詩學規範相對應的和歌創作規範,它承詩學規範而來,由於不符合和歌創作的實際而遭摒棄,但其中對於歌學的認識仍不乏新見,應該重估其在歌論史上的地位。對於詩格類創作規範的不同理解,在日本中古時代的省試詩評定中,產生過多次論爭。長德三年(997)的論爭主要圍繞蜂腰病,長久二年(1041)則圍繞鶴膝病。這兩次重要的論爭可以考察日本文人對於詩學規範的接受情況,更能理解其漢文學形成過程中的深層背景。在日本中古漢文學規範形成的過程中,渤海使的唱答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渤海國使臣出使日本,日本派出其時第一流的文人與之酬唱。隨著文學創作規範形成後,以尚齒會爲代表的白居易文學典範在日本漢文學及和歌文學中開始展開,完成了中古文學由學習詩歌創作規範到模擬文學典範的轉變過程。文獻編爲日本現存三種詩格及一種歌格文獻的整理,可與論考編互相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