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对商业银行盈利与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资产配置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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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对的形势与任务复杂艰巨,对金融宏观调控提出更高要求。2010年以来,中国积极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不断深化货币政策改革,并在实践中着力构建“双支柱”调控框架,对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金融改革走向纵深,银行业发展模式深层次转换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双支柱”调控体系亟待进一步改革完善,促进“双支柱”政策之间协调互促,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新变化和新挑战的适应性和应对力,更为充分有效地发挥出调节经济、防控风险的政策效果。商业银行是调控政策传导的重要一环,政策传导效应的实现与商业银行的反应与反馈高度相关(王广谦,1996)。本文写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建设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点,聚焦“双支柱”调控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银行通过资产配置对政策的反应反馈机制,综合运用事实梳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法,以中观视角分析“双支柱”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效应,旨在发现宏观政策向微观层面传导重要环节中的问题及成因,为推进“双支柱”调控框架建设,提高商业银行调控政策执行力,提供力所能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共分八章。其中,第一章为导论,简要概述本文研究背景意义、框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理论文献综述。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构建实践过程,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盈利、风险承担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情况。中国“双支柱”调控框架建设坚持了“三位一体”的方式,在积极探索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同时,以强化价格传导和创新应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抓手,深化货币政策体系改革,并从机构统筹和政策目标配合入手,渐进推动“双支柱”调控框架搭建和运用实践。“双支柱”调控取得一定成效,但传导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结构调整意图尚未充分实现。“双支柱”政策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影响存在差异,银行间盈利与风险承担表现存在分化,中小银行资产结构波动性较大,信贷配置客户与行业结构调整力度还有待加强。第四章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和企业两个部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两种政策变量的静态局部均衡模型,研究政策变量变动对商业银行盈利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模型设定的“双支柱”政策环境和银行决策行为模式下,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利率正相关,而盈利与货币政策利率负相关,可能与货币政策利率变动只能部分传导至贷款端以及存在“逐利效应”有关;宏观审慎政策实施降低了银行的杠杆率,将抑制银行风险行为,但对收益的影响取决于均衡条件下银行的收益率安全边际和杠杆率的大小;宏观审慎政策实施会削弱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效应,降低货币政策冲击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但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银行收益的交互影响方向不确定,其取决于不同的安全收益率边际和杠杆率组合,以及银行对风险和盈利的权衡。由于“双支柱”政策间的互补性,或者两项政策交互增强了银行对于风险和盈利权衡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在两项政策独立运行可能对盈利产生同向叠加效应的时候,“双支柱”政策交互往往产生抵减效应。模型结果证明“双支柱”调控使得银行重新权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而权衡带来的实际效应则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状况和决策理性程度有关。第五章基于国内商业银行数据就“双支柱”政策传导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产生负向影响,且政策对不同银行盈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宏观审慎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组合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盈利影响程度相对明显,而资本实力较强的银行能够较好利用“双支柱”政策间的互补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组合对不同类型银行盈利的影响均不确定,反映出传导效应不突出的问题,可能原因与国内利率形成机制尚不完善有关。本章与第六章既是对第三、四两章结论的检验,也是重要补充,提供了在中国特定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双支柱”政策交互对商业银行盈利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证据。第六章实证检验了“双支柱”政策对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环境下,宏观审慎政策仍能有效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降低银行破产风险,但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与货币政策冲击类型、方向与强度和银行个体特征等因素有关。宏观审慎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之间可能产生政策抵减效应;而价格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作用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政策的方向与强度,对中小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不确定;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与其权益资产比和市场份额正相关。第七章在第四至六章基础上,实证探讨了“双支柱”政策传导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进一步阐释调控政策对银行盈利和风险承担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引导商业银行优化表内外资产结构和信贷客户结构的边际效应都比较明显。“双支柱”政策对商业银行表内资产配置结构影响相对显著,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组合的影响要比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产生的效应更显著。货币政策会削弱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表外资产配置的约束效用,驱动银行在表内、表外之间相机转移资产,形成“水床效应”,该效应显著程度与政策组合和银行特征相关,宏观审慎政策与结构性、价格型货币政策组合对中小银行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宏观审慎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组合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等表内外资产权衡配置决策影响更显著。但“双支柱”政策在引导商业银行优化客户结构方面的效应发挥不充分。总体上,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落实调控政策的效果与自觉性较强,调控政策对城商行和农商行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分化较大,导致合成效应不显著。结果说明宏观政策工具和利率形成机制均有待优化完善,不同政策目标间可能存在冲突或不一致问题,导致政策交互传导效应不清晰。第八章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提炼总结,并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从加快完善“双支柱”调控政策体系方面,建议要持续、稳步、分类推进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建设;深化结构型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和加快工具创新;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政策组合搭配,提高“双支柱”政策传导效能。从推进银行业改革配套方面,建议要更加重视发挥大行强行的引领作用;推动中小银行治理提升;深化推进转型,降低资本占用;加快银行内部市场化改革。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议推进金融会计统计制度改革和金融信息互联互通。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着眼于银行业中观层面,将宏观政策传导与微观主体决策机制相结合,从风险收益权衡角度分析“双支柱”调控政策传导机制与效应。二是坚持中国立场,在理论模型和实证设计方面充分考虑了中国“双支柱”调控框架构建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和对中国银行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关于调控政策对国内银行盈利、风险承担和资产配置结构影响的实证结论。三是充分注意到国内银行个体质态分化特征,在理论和实证分析过程中,均坚持了分类分析的思维和方法,重点讨论了政策影响异质性问题,验证了政策传导效应与商业银行规模与市场份额、治理体系、杠杆率、收益率安全边际等相关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和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在提升数据完备度以优化实证分析和构建完善动态理论模型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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