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过失犯罪”理论来源于日本,理论根源为“新新过失论”,也即“畏惧感说”。“畏惧感说”在理论界仍存争论,但其作为解决公害犯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理论基础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同。作者借鉴“监督过失犯罪”理论,结合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探求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特殊之处,并试图对实践有所推动。本文首先对日本和我国“监督管理过失犯罪”概念进行剖析,从而对该概念进行界定,作者认为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交叉;监督管理者与被监督管理者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上下位的关系,平行主体监督者不能构成此类犯罪。本文重点在于分析“监督管理过失犯罪”在犯罪构成上与其他犯罪的特殊之处。作者认为,监督管理过失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内容是监督管理秩序及个人、集体和社会安全,此为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类型化的基础和依据。监督管理过失犯罪危害行为具有间接依附性和实质危害性特点,监督管理过失犯罪危害结果具有客观性、法定性、物质性和意志违反性特点;监督管理过失犯罪因果关系属于过失犯罪因果关系、间接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和复杂因果关系。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主体具有主体身份特殊性、主体义务特定性、主体类型限定性和主体范围多元性的特殊之处;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主体应包括直接负责的监督管理者、直接领导、主要领导和上级领导。监督管理犯罪过失的核心问题是注意义务的违反,此种义务是对危害结果的出现持谨慎态度的义务和消除危害结果的义务。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对该类犯罪提出刑法完善建议,从而推动实践发展。作者认为我国应明确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主体概念、统一“责任人员”等概念,从而有利于责任追究和司法适用;应增加单位犯罪主体类型。增设有关监督管理过失罪名,解决“不同罪、同罪名”的矛盾。增加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适用;提高危害公共安全相关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幅度,提高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从而达到法定刑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