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我国经济长期落后的西部地区提供了追赶发展的战略契机。陕西省作为西北地区对外联系的门户,获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然而,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差异现象及其所引发的诸如人地关系紧张、社会公平缺失、城乡融合受阻、贫富差距扩大、资源分配失调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亟需解决。区域经济差异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若将差异程度控制在合理、适度的区间,则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分工合作的顺利推进,但区域经济差异程度超过合理阈值,就会引起诸多负面效应,不仅破坏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良性竞争和协同合作,甚至威胁到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态。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各国和各地区发展实践中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构建县区级、地市级、地区级的多尺度多机制研究框架,以人均GDP为基本的度量依据,运用总体差异测度指数、ESDA、马尔科夫链、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定量化剖析了2000—2020年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对差异、时空格局、时空转移路径的特征及演化态势,并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的分层探索解析,全面明晰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规律和驱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陕西省省情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提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策略和建议。由上述研究内容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2000—2020年陕西省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差异现象较为明显,以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波动变化。在尺度效应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化对空间尺度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遵循尺度越小,区域经济差异越大的规律,即县区级＞地市级＞地区级。（2）不同尺度区域经济差异结构中各组分差异贡献情况各异。县区级尺度上,区域内部差异是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组分;地市级尺度上,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不分伯仲;地区尺度下,无论以县区还是地市为基本单元,关中地区内部差异远大于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内部差异,即对总体差异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为:关中＞陕北＞陕南。（3）陕西省各级尺度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和演化趋势差异明显。县区级尺度上,各县区先后经历了“单核结构—三核结构—双核结构”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地市级尺度上,各地市先后经历了“单核结构—双核结构—新双核结构”的演化过程;地区尺度上,关中地区始终是领衔全省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而陕北地区逐渐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4）陕西省各级尺度下的不同经济水平空间单元的空间集聚性不同。县区级尺度下,全局Moran’s I指数值显著为正,稳定在0.475～0.583之间,各县区空间集聚性较强,以“高—高”和“低—低”聚类模式为主;地市级尺度下,全局Moran’s I指数值范围在-0.18～0.307之间,“俱乐部趋同”现象不显著。（5）受路径依赖性和局部空间锁定效应影响,陕西省各县区和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维持原态的稳定性很强。区域背景和邻域状态两种空间滞后条件能够影响空间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和转移方向,但二者的作用方式与影响深度不同,区域背景能较大程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态,邻域状态能够一定程度减小空间单元的路径依赖特性。（6）在县区级尺度下,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等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地市级尺度下,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研发经费,人口城镇化率、高速公路里程、人口密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任意两个影响因素若发生了交互作用,则协同交互后相较单因素条件,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解释程度发生显著提升,交互作用类别均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7）所有空间尺度下均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极和发展水平一般的广大外围地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不断推进,增长极拉动区域经济总体向协调均衡方向演化,实证分析结果与相关理论结论基本吻合。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能够解释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并指导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了4项关于缩小省内经济差异,促进全域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与优化建议:（1）优化第二产业结构,提高工业化水平;（2）强化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壁垒;（4）充分挖掘发展优势,积极融入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