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个体能够通过预期自身或他人的决策情绪,进而预期该情绪的后果,从而提前改变决策策略与行为,就有可能避免僵局或双方两败俱伤的情况。因此预期情绪和双方对权利的认知将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实验1比较了提议者在最后通牒中不同预期情绪指向(指向他人、指向自己、无预期)条件下的决策与行为差异,考察预期情绪的个人效应。结果显示:在进行了情绪预期后,被试的要约数额与未进行情绪预期时存在显著差异,指向他人条件下进行了情绪预期后被试的要约数额显著高于指向自己和无预期条件下的数额,指向自己组和指向他人组的提议者改变原有决策的人数差异显著,指向他人组与无预期组的差异显著,而指向自己组和无预期组的差异不显著。实验2比较了分配者/提议者在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在不同预期情绪效价(积极、消极)条件下的决策策略与行为差异,考察了竞争性决策中预期情绪效价的个人效应。结果显示:在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中出现相似的结果,被试进行情绪预期后,两个组的要约数额差异显著,消极预期情绪组要约数额大于积极预期情绪组。实验3比较了提议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在不同预期情绪(积极、消极)条件下及不同权利认知提示信息(否决权提示、分配权提示、否决权和分配权均提示)的决策行为差异。结果显示:预期情绪效价与权利认知提示信息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否决权提示能显著提高要约数额;分配权提示能显著降低要约数额;否决和分配权均提示能显著降低要约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