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关系到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经济循环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5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虽然开始缓慢回升,但一直在低位徘徊。如何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增长,学术界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关系民生的劳动收入分配问题,并为此提出了政策建议。金融是联系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的重要纽带,金融发展既为民生发展提供动力,又为整个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新时代经济转型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2003-2019年省级数据,使用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度量金融发展,本文首先建立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及这种影响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的差异。接着,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将技术创新分为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剖析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在金融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两者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作用。最后,进行区域和时间异质性分析,并对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第一,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结构优化均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第二,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金融规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规律;不同程度的金融结构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均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当金融结构优化达到门槛值后,正向影响会逐渐增大。第三,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在金融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第四,相较于西部地区,金融规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及中部地区中显著;而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均能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2008年前后金融规模对劳动收入份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结构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在2008年前不显著,在2008年之后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U”型。结合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建设金融市场的同时推进金融结构转型升级;依托信息技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改革创新,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各区域明确重点,提高金融资源跨区流动性与利用率;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重视创新,转变创新模式,以创新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