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内容，技术溢出与转移不仅能催化国内科技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还能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加速经济增长，因此，通过对外交往获取技术溢出效应，已经成为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进行技术赶超和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作用机制看，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助于明确创新的所有权，保护创新成果免于受到模仿和复制的威胁，引导创新资源的流向，激励创新，直接影响国内自主创新速率。从知识产权保护的间接作用机制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方面影响了技术输出国技术转移的意愿、技术转移的方式、技术转移的数量及质量，最终影响了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另一方面，影响了技术接受国的模仿成本和二次创新的产出效应，最终间接影响了一国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力支撑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成为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结合中国的实际，以技术创新作为基本的切入点，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出发，研究二者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相关文献回顾与评析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从影响途径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事实描述和测度，运用我国国家、省份、企业等不同层面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国内研发投入和国际技术溢出两条途径，最终对我国创新产出的影响。　　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机制看，首先，本文在南北国家贸易的框架内，假定南方国家只会进行模仿创新，北方国家从事研发和进行产品质量的创新，分析发现北方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大了南方国家产品模仿的难度，最终拉大了南北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其次，假设北方国家通过FDI影响南方国家的模仿创新，发现南方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虽加大了模仿成本，却吸引北方国家采用FDI扩大跨国生产，加速了南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创新率的提高，同时北方国家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研发部门，国内创新速率提升，最终全球创新率提高。再次，构建了南方国家既进行创新又进行模仿的模型，发现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融资和信息公开等中间变量，间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提高了企业的风险融资能力，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对专利信息的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推动了社会的创新。　　在现实描述和指标测度方面，本文回顾了知识产权的发展历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从无到有，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既满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等国际条约的保护标准，又适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了应对发达国家在反假冒协议(ACTA)、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日益提高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2014年我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建设，除在北京、广州、上海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外，还颁布并实施了新《商标法》，在上海试点成立了集专利、商标和版权“三合一”的知识产权局，深入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系。2014年我国年均专利申请数跃居世界首位，占到了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32.1％。由于我国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形成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并行的执法体系，我国还在执法过程中不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历程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并扩展了影响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的关键指标，重新构建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体系，并从国家和省级层面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GP指标的差距逐渐缩小，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已接近发达国家90年代末期的保护水平，但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的法律意识、政府的行政保护及执法力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发展特征。接着本文选取了财政科技支出、研发经费及其占GDP的比重、研发经费的支出类型、研发人员的活动类型等指标，搜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对比，从多个层面说明了我国及各省市技术创新投入现状;还选取代表我国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发现无论从技术创新投入还是从创新产出看，我国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正逐步增强，各区域间的技术差距日渐缩小。　　在实证分析方面，在CH知识驱动创新模型中引入知识产权变量，本文首先选用了中国整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促进了国内研发资本投入的增加，但如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会抑制通过进口贸易和FDI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由于FDI可以直接提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其负向作用相对较小。在对我国整体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察进出口贸易、内向型FDI和外向型FDI四种不同途径的技术溢出，以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广义矩估计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看，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激发了我国国内自主创新的动力，还通过贸易和投资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外向型的投资主要以资源获取为主，并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性，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分地区考察显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给东部地区带来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通过内向型FDI获取的溢出效应最大，并且有利于东部地区加大研发投入进行自主创新，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仅使我国中西部地区通过进口贸易和FDI获取了正向溢出效应，且西部地区获得的效应小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模仿创新为主，如果按照全国统一标准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仅不利于当地企业“走出去”而且也会抑制当地研发投入的增加。其他因素，如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基础设施的改善都有利于当地技术创新，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滞于与经济发展水平，仅为东部地区的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促进了当地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整体和区域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理论分析的结论，即后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结论，结合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状，我们还采用Hansen(2000)的方法，进一步测度了我国自主创新和不同技术溢出途径下，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值，这为我国根据不同的技术创新源泉，制定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指明了方向。企业作为我国创新的主体，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其影响如何，也是我们关注的内容。本文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考虑企业的异质性，采用国际前沿的OP和LP方法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测度，从实证角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效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实证结果也表明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总体上看，显著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进一步按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行考察，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显著，特别有利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我国港澳台外资企业由于以产品的加工为主，或依托其母公司获取技术资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抑制模仿创新，最终使我国整体的技术创新速率下降。我国进行出口贸易的企业并不是生产率最高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提高不利于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产品出口，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因此降低。以企业所在地区进行分区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仅促进了技术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加大研发创新速率，而且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出口溢出效应。企业所在产业不同对知识产权的敏感度也不同，随着产业技术密集度的提高，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也逐步增强，而且随着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密集度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的溢出效应也由负向转为正向。为了使我们的实证更加可靠稳健，本文还采用樊纲等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对企业的创新产出进行验证，结论也同样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工业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但却不利于企业通过出口贸易获得技术溢出，进行模仿创新。　　总之，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不仅检验了理论的适用性，也为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提供了相关的依据，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供相关的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