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如燎原星火的前期新文化运动虽然严厉抨击了封建礼教迷信，但因为拘囿于“不破不立”的思维模式，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失之于笼统简单，对其中的优长也缺乏必要的汲取。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及其延续，“整理国故运动”恰恰继承和深化了五四时期人们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促使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趋于成熟。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走向，明确提出了“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主张，并且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一系列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和宗旨。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得以骎骎而起。　　此后，胡适又通过与章门弟子联合，成功地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纳入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轨道。在代表国学门同仁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他更是借机全面阐述了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见解。但限于章门弟子的掣肘，他的“疑古”理论在国学门内无法得到充分认同。而恰在此时，顾颉刚在胡适、钱玄同的鼓励之下，大胆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而宣告了“古史辨派”的崛起。自此以后，在北大国学门与“古史辨派”的交相辉映下，各种国学研究机构与团体纷纷设立，国学刊物和书籍的出版量也一再剧增，同时还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古史大讨论”，由此共同将“整理国故运动”推向了高潮。　　不过在此期间，傅斯年也开始觉察到国学门与“古史辨派”在“整理国故”的观念、材料及方法上的不足。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他更是毅然与章门决裂，“冲出了章氏的樊笼”;此外，他还对胡适《发刊宣言》做了不少修正，从而使史语所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国学门的“整理国故”道路。与此同时，出于种种原因，傅斯年与顾颉刚这对昔日好友也彼此分道扬镳，分别在“疑古”和“重建”的治学路向上行进。至于胡适的“转近孟真一边”，则更是加剧了这一分化。而随着考据史学流弊的日益显露，以及唯物史观派的不断壮大，“整理国故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　　究其根源，“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在民国知识界蓬勃兴起，主要是缘于它符合了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同时，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但因为受到自身缺陷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整理国故运动”终于不合时宜，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　　今天看来，作为一场承受了中国传统学术渊源，并接受了西方学理深刻影响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显然是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革命。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独立的基础;而且还直接促使了“平等的眼光”以及“疑古的态度”的产生;同时在研究的方法和方式上，它也大量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从而在继晚清学术之后，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当然，由于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整理国故运动”也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而对后世而言，无论是其中的创获还是缺失，都无疑值得加以深入的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