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比乡村有更多的人口、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要求和更高的文化水平”这样一种地方，城市产生于人类自野蛮向文明过渡之时.它出现的前提是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可以说，城市是历史的产物，它的表现形态也因社会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集中于对中世纪英格兰城市的考察。　　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复兴和发展。到诺曼征服时期，英格兰的城市在经济和社会职能上已经同周围的农村明显却别开来，并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末日审判书》中记载了112座被称为“城市”(borough)的地方.虽然有史家认为此时的“borough”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地方行政和军事中心或者仅是一种前城市存在形态，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墙之内的居民追求的是工商业利益，并以此作为谋生之道。诺曼征服之后，英国确立了较为强大的王权，70％以上的大城市都位于王领之内，然而，西欧封建社会通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原则，这意味着所有的城市都是位于处于领主权的控制之下，这严重阻碍了作为工商业实体——城市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城市展开了争取各项自由权利的斗争。相比较与西欧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城市公社运动，英格兰的城市更多的是采取向国王和领主购买特许行的方式，获得各种程度不同的自由特权.所以，此时的特权城市，从它们的政治存在形态上可大致分为自由城市和自治城市两大类.具体到英国，自治城市有它自己的特色，是指城市在获得各项基本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税收自治特权，进而得以成立城市的自治政府，由市民代表负责城市内部税收和管理城市，排除了郡守和王室官员对城市的随意侵夺.那些位于地方领主和教会领地上的城市，绝大多数只获得了一些最初级的自由权利，如城市土地的自由领有权和人身自由。因为对于这些领主而言，直接从城市收取各项收益更实惠。那些大城市尤其是各郡府城市和大型的贸易中心地，主要是处于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诺曼征服前后，它们已经获得了许多自由特权，如土地自由、人身自由、司法特权和一定范围之内的通行税豁免权等.但是其财政和行政大权仍牢牢掌握在郡守手中.郡守利用这些权利不仅从城市中征收各种重税，而且贪污腐败。这些城市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国王处购得税收自治的特权，自主负责了国王在城市的各项税收.而国王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并逐渐认识到城市对于它的重要作用，愿意授予城市以税收自治权和成立城市政府的权利.因此，自治城市因为它的税收特权而不同于其他的城市.本文在考察了自治城市和非自治城市的区别之后，又阐述了“自治城市市民”的具体涵义.认为自治城市的居民也必须有一定的财产资格才能成为合法的市民并参与市政.但是在市民内部，职业的不同所带来的财富占有上的多寡又成为他们在城市社会内部社会地位高低不同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城市内部的职业可以分为三大类:贸易、手工制造和服务业.商业的丰厚利润使那些从事各种批发贸易的大商人成为城市的精英人士，位居此列的还有后来出现的法学家—他们的收入也同样丰厚。从事各种手工制造的人、小商贩以及政府的低级雇员构成了中间等级.城市社会最底层的则是那些体力劳动者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人.这种差别在城市取得自治后又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社会内部的政治地位，掌握政权常是那些成功的精英家族.　　城市取得税收自治，首先是将国王在城市内部的各种收入固定为一个年承包税的形式，由城市的自选官员每年直接上缴至财务署.这就是说由城市自己负责了国王的各税项，在完成了这份义务后，自主安排城市财政.这项特权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经济正繁荣发展的城市而言，它们每年向国王缴纳的那份包税，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额.仅仅各种通行税就给他们带来的丰厚的收入.而且，城市收取各项税金，其数额常常高于他们每年向财务署交纳的那份税额，而盈余自然就转归了城市财政.但是，税收自治并不意味着城市不再承担国王的其他赋税.事实上，它们只是一定限度内的自治.英王虽授予他们以税收自治权，但从未放松对它们的控制，并一直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自治城市的一项职责就是承担国王向他们要求的各种税收，主要是任意税和动产税.任意税是国王对王领征收的一种封建性捐税.城市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这项税收的，并且拥有同王室官吏协商所征税额的权利.城市充分利用这项权利尽量减少自己的税额.在协商过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数额之后，就由城市具体负责其余的工作.自治城市之所以强调它们是一个整体的课税单位，是因为这样就阻止了王室税收官进入城市对其市民财产作逐一的评核，而只能对城市的整体财富和纳税能力做出大致的评估.这尤其保护了城市中上层分子的利益.虽然城市强调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征收对象，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落在了各个市民头上，市民根据自身财富多寡按比例分担不同的税款.动产税是对全国所有有产者的动产和收入所征收的一种新税目，因此，无论是征收人数还是征收数额都要远远高于任意税.后来它逐渐取代任意税成为英王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作为一重要的力量，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慢慢被国王所认识到。传唤城市代表进入国会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自治城市还征收一些地方税。而且，“为了自治的目的也必须征税”，主要是通行税和一些财产税。　　城市获得税收自治权，对它们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它首先在更大程度上保护了市民的财产权利，使市民有更多的资金去从事工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其次，是城市有财力进行一些市政建设方面的工作，从而使其自身真正成为一个“比乡村有更多的人口、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要求和更高的文化水平”的地方.但是，不可避免，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的上层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税收负担转嫁到普通市民的身上，引起了城市内部的矛盾和混乱.然而，在中世纪英国的城市历史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如城市同国王发生冲突、并且在贵族反对国王的叛乱中站在贵族的一边反对国王和国王不时吊销城市的自治权.这并不能说明城市就是反封建反王权的，它们只是反对国王对它们所采取的某些有损其利益的政策.对于国王，他尤其强调在这些自治城市中，权利必须要合法的、恰当的承担而义务也必须及时地履行.如果城市没能做到这些就意味着将要处于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事实是，城市获得自治权，并没有削弱王权，相反，它使国王的权威在市民心中更牢固地树立起来.从长远来看，城市自治政府的建立和完善在经济、政治、司法和行政等方面支持了王权的集中和王国政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