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是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联合经营方式。在民商事领域，它仅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商行为(涉及联合投资、合伙合同)，还是主要成为商人的一种类型(区别于商自然人和商法人的商合伙)，理论和实务上尚存在诸多理解的误区。目前我国合伙的制度构建，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实务中并存着按照《合伙企业法》登记成立的合伙企业、按照《民法通则》被认定的个人合伙和合伙型联营。我国法律欠缺对合伙合同的统一制度性建构，我国的《合同法》分则未将合伙合同纳入有名合同进行规范。如何解决目前合伙制度的立法冲突，完善我国的合伙制度，成为越来越无法回避的制度难题，因此本论题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论文的写作拟采用历史方法、比较方法，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合伙制度的历史嬗变出发，结合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合伙制度立法模式，重新建构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合伙制度。本论文除引论外，共分为四部分，3万多字。第一部分，对合伙制度的历史来源进行了发掘，笔者认为随着社会关系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的扩大和发展，财产共有的事实状态，也从单纯的家族关系，向一般财产关系发展，并制度化为一种契约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探讨了合伙的第一个制度表达，合伙契约在罗马法上的表现，以及对整个大陆法系国家合伙制度的影响。该部分笔者还对合伙主体化及相应制度发展作了探讨，并对合伙的法律地位及其团体性和主体性进行详细的论证。第二部分，比较了各国合伙制度立法模式，笔者围绕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技术、法律文化上的差异，就大陆法民商分立体制下的合伙制度、大陆法民商合一体制下的合伙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传统的合伙制度分别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在民商分立体制下，合伙一般分成民事合伙和商事合伙，分别适用民法典和商法典或者有关的商事特别法。在民商合一体制下，合伙被统一规定在民法典中，即将包括隐名合伙在内的所有合伙，均统一规定在其“债编”合伙契约中。而在其商事特别法《公司法》中规定了“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作为主体性补充。而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民法典，但实务中将合伙分成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第三部分，对我国合伙制度立法模式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笔者分析认为，我国从1980年制定《经济合同法》以来，直到1999年制定《合同法》，在合同分则部分均未正式规定“合伙合同”，使本应属于与“买卖合同”地位相当的“合伙合同”无名化，这是我国合伙制度存在基础性制度缺失。在合伙组织的规范方面也比较混乱，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责任的法人不能成为合伙人，民法通则规定法人之间可以进行合伙型联营，并可以不承担连带责任。我国的合伙企业立法，体例上采英美法，但具体条款基本比照大陆法无限公司立法。第四部分，在研究了我国民商事立法应坚持民商合—体制的基础上，对我国合伙制度立法模式选择进行大胆的设想，提出我国应以未来民法典的编篡为契机，修改《合同法》，统一规定合伙合同和隐名合伙合同；修改《民法通则》法人成立条件的立法，将出资人的有限责任从法人成立条件中去除；修改《公司法》，增加无限公司立法和两合公司立法，取代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