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5G时代互联网移动终端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网络版权产业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以“洗稿”行为为代表的网络盗版侵权泛滥更是成为全媒体版权保护的痛点,互联网版权治理日益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就“洗稿”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问题展开一些分析。“洗稿”一词最早是新闻界的用词,现在也更多偏流行意味,其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基于“洗稿”行为的表现方式可以将其定义为是一种利用原创作品的相关要素,运用一系列变换句式、调整顺序等手段生成新作品的创作行为。另外,基于现下各大平台及行业都奉行着“流量至上”的规则、平台之间又具有封闭属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缺陷,以及社会公众规则意识的缺乏,“洗稿”行为以信息网络为依托,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且表现出手段多样化、利益导向性以及产业化、规模化的特点。考虑到这种现象不利于文化创新和产业发展,加上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制视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用著作权法规制“洗稿”乱象便是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洗稿”行为与剽窃并不能简单等同。关于“洗稿”行为类型的划分,一方面,根据“洗稿”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智能化和人工“洗稿”,智能化“洗稿”基于其算法的拷贝目的很难认定是创作行为;另一方面,依据“洗稿”行为利用原创作品要素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思想利用型洗稿与表达利用型洗稿。基于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的基本原则,思想利用型洗稿并不会成立版权侵权,而对于表达利用型洗稿则需要根据侵权认定规则“二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接触-合理抗辩=侵权成立”来进行具体判断。详细而言,需要考虑原创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接触的认定以及将整体观察法与抽象观察法综合运用来进行实质性相似的比对。另外,考虑到“洗稿”行为的逐利性、引用时的未适当标注等缘由,一般情形下关于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抗辩事由难以在“洗稿”行为侵权认定中进行适用。除此之外,因“洗稿”行为而涉嫌侵权的主体主要是从事洗稿的自然人或公司,这类主体在实施洗稿行为被认定为侵权后需要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但是在责任承担中也不应该忽视各运营平台服务提供者责任的承担。我国可以将“洗稿”乱象纳入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规制。同时,各大平台为了规制“洗稿”乱象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制措施,例如微信的“洗稿”投诉合议机制、第三方平台“维权骑士”等等。行政机关对此也在严厉整改,包括多次的“剑网”行动以及必要的行政约谈、行政处罚等措施。另外,通过对相关纠纷的分析,也可以总结出各法院对于“洗稿”纠纷的规制路径以及侵权判定标准。但是,我国目前对于“洗稿”行为的规制还是存在一定的困境,包括判定“洗稿”侵权的不确定性、由于司法成本高、取证困难和赔偿有限导致的维权途径难以满足原创者的基本需求、以及表现在审核不力、自律机制有限性等方面的平台服务提供者监管职责的缺失,规制“洗稿”行为缺乏精准性和有效性。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统一认定标准以及多方面强化证据保存、健全多渠道维权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以及预防效果;同时,完善平台的传统审核模式、将行政监管与平台自律机制相结合、不断提升平台用户的监督和守法意识来进一步强化平台服务提供者的监管职责,以便更有效、更精准地规制“洗稿”侵权行为,维护良好的生态创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