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业是公共性非常强的产业,同时具有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业性广播电视体制的国家,对于广播电视的规制就比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要更为严格,因为其将广播电视的频谱资源视为公共资源,因此从一开始对电视业的管理就采用的是“公众委托模式”。内容产业是电视产业的核心,对于电视节目的内容规制,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保证节目内容不会危害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本身的界定就有模糊性,公共利益如何表达也是现实中存在的很重要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都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目标,但是,各国电视节目内容的体系有各自的特点。美国的电视节目内容规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机制,完善的法律,明确界定职权的政府独立机构,进行自律的行业组织,以及起监督作用的公民团体,这些主体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作为对电视节目内容进行规制的重要途径之一的电视分级制度,由权威的法律授权行业组织制订电视分级标准,制片商自己给制作的节目定级,在播出的节目画面上打上分级的标志,看与不看由观众自己决定,同时公民团体、公众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对此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违规现象,则有联邦通信委员会对此进行处理,如果电视播出机构对处理结果不服,还可以诉诸法律。这样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程序机制,一方面对电视节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规制,另一方面又使得政府在规制中的直接介入较少,保障了新闻自由,此外,又因为公民团体和公众监督的存在,提高了自律机制的有效性。相比之下,我国自电视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完全公共性的电视体制。与美国的完善的法律规制相比,我国对电视节目内容的规制,法治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就实体法律而言,只有零星的条款,而且相关的条款并没有细化,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程序正义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质疑。对电视节目内容的规制,我国主要是大量的政策文件在发挥作用,但是,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政策无论是制定的过程还是实施的效果,都受到一些质疑。归根到底,是目前我国的电视节目内容规制体系存在问题,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借鉴获得更好的发展,美国对电视节目内容成熟的规制体系给了我国一些启示,就整体而言,应加快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改变我国以政策代替法律进行规制的局面;就政策规制而言,应提高广电管理部门制定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应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特别是发挥自律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