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四川女作家杨红樱凭借发表的原生态校园小说登上中国儿童文学最畅销的作家榜首，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市场一片叫好声中，学者和评论家对其作品缺乏文学艺术性的批评之声也随之而来，由此引发了文学界关于儿童文学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所在，儿童文学的商业性与经典型之间关系等相关问题的讨论。这种现象被文学界称为“杨红樱现象”或“杨红樱热”。在许多批评家看来，杨红樱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快餐式”的商业化写作。事实上，杨红樱的作品是“经典”亦或是“商业化”的写作在某种形式上是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对文学作品里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在当代文学界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当前国内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则少之又少。本文将以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研究方法分析20世纪以来这位颇具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论证，从叙事架构、主体建构、话语权力以及历史想象四方面考察其作品中存在着何种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从社会文化和人文历史等层次解答为何具有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　　根据对杨红樱作品的观照与分析，可以发现杨红樱的作品蕴含的内在的国家意识形态，除了社会个体对奉献、服务意识;社会个体对基本秩序的遵守;“新人形象”需要具备某种冒险与创新精神以应对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对美的事物的执着追求;对灾难到来的坦然和直面，保持着人性美好的心态;具备良好心理素质与道德体系的同时和谐发展个性。同时发现在历史想象的背后，国家意识形态的真正动机是在社会构建一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关系。　　观照杨红樱的作品，无论是对灾难、及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都在结尾运用虚构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冲突，最后对现实矛盾进行妥协以平息矛盾。这种设定好的结局即是本文论述之中心——是一种虚构的和谐。由此，可以对虚构的和谐进行这样的理解:其一，儿童文学是虚构的，并且因为结局倾向皆大欢喜，于是从开头就预兆着这种皆大欢喜的和谐是虚假的（文学的虚假）。其二，作者虚构的儿童世界是美好的，不管经历磨难或是考验，都能抵达希望的田野，但是考究背后的意识形态，这种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刻意的和谐表象。正是因为现实的冲突种种，才存在在文学世界的用想象的帆船营造不能实现的和谐疆界，所以这种和谐也是虚假的（现实的虚假）。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拷问杨红樱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国家意识形态主题是虚构的和谐，而这种和谐的国家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与现代性中的启蒙意识相背离。　　考察国家意识形态观照下的杨红樱作品，实质上是反思作者的现代性也即是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的问题。如果作者仅是对商业文化的一味迎合与附和，而自身缺乏理性的思考、独立表达的勇气和基本的质疑的精神，那么杨红樱的创作迟早也沦为商业文化大潮的附属品而已。在当前这样一个浮躁、喧嚣、多元的商业文化市场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呼唤着专门从事专门创作的作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地为了畅销而迎合式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