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的追究与处理是国家公诉权的主要内容,而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追诉时效是必须要在实务中进行考量的重要因素。在当下的制度设计下,如何准确适用追诉时效,就成为刑事司法实务的应然要求。根据我国追诉时效的具体法律规定来看,法律规定简略,导致了实务中适用往往出现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主要体现在追诉时效的起算、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条件如何达成、轻罪与重罪相结合时如何认定追诉时效等。笔者以实务中遇到的问题切入,研究三个问题。对于刑事追诉时效的起算,笔者认为对于一般犯罪来说,刑法规定的起算时间节点为犯罪之日,就是犯罪行为完成的时间,而对于典型隔时犯、过失犯等结果是当然构成要素的犯罪就需要以犯罪成立之日为犯罪之日而非犯罪行为完成之日。在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四个要件中,立案侦查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立案的形式要件并不是绝对,但是必须是侦查机关已经履行了受理案件的程序并且开展了实质上的侦查活动就应当认定;逃避侦查的实务应用不应当局限于在明知犯罪已经被立案侦查后才逃离住所地,还应当包括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具有明确的犯罪认识,且犯罪事实已经被司法机关发现,逃避行为不仅是离开住所地,还包括虽然没有离开住所地或者案发地,但是有贿赂侦查人员、指使他人作伪证等主动妨碍侦查的行为;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的控告则只需要被害人有明确的报案诉求就行,侦查机关根据报警情况依职权应当作出立案决定并开展侦查活动即可。针对刑法中越来越多的法定刑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甚至只有拘役刑罚或者单处罚金的犯罪的这一刑事司法立法现状,其反映出来刑罚越发轻缓化司法趋势,这就要求追诉时效这一实体制度也应当顺应该刑事司法趋势,因此笔者建议对于最高刑罚只有一年有期徒刑以及只有拘役或者罚金刑罚的犯罪,追诉时效以三年期为界限,以促进司法机关积极履职和社会秩序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