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王权合法性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反映了秦汉之际社会政治权力由分散走向“大一统”的时代特征。秦汉之际,由于政治主体性与社会同一性的内在失调,王权面临着实现权力集中与维护社会统一两个目标的现实困境。这就导致了王权的合法性经历了多次的建构与危机。秦始皇虽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是由于法家思想主张以法代德,注重功利实效,因此他在王权合法性的建构方面过于倚重于事功的建立与宣传,而忽略了维护社会同一性的道德与信仰基础,造成了王权合法性的认同危机,最终导致了政权的灭亡。继秦之后的西汉王朝在建立之初汲取了秦亡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黄老之学与法家思想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忽视了“天”的神圣性和道德的价值性在王权合法性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西汉初年的王权合法性也一直存在着认同危机。然而,这并不是说统治者们完全忽略了“天”和伦理道德在王权合法性建构方面的作用,而是说他们的倚重点不同。在西汉早期的王权合法性建构过程中,各家学说都积极发挥自身理论优势,参与到王权合法性的建构中,表现为“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学说的优势逐渐地显现出来,并通过董仲舒对“春秋公羊学”的创造性诠释,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王权合法性理论体系。董仲舒的王权合法性理论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吸收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等学说,完成了“大一统”王权合法性的理论建构,确立了儒家学说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董仲舒的王权合法性理论建构模式有两个基本依据:“天”和“人”。其中,关于“天”的学说是董仲舒思想的基础,也是其王权合法性理论的终极依据;而关于“人”的理论则是董仲舒思想的落脚点,也是其王权合法性理论的现实依据。在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中,“天”和“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董仲舒正是从“天人相与之际”出发,通过对“春秋公羊学”的合法性价值诠释,建构了一个系统的王权合法性理论。董仲舒的王权合法性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春秋公羊传》的合法性历史叙事基础之上的。根据现代学者对合法性概念的定义,任何一种合法性理论都必然建立在人们对某一种价值观念的认同基础之上;而价值观念的形成又与叙事紧密相关,多产生于对过去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春秋公羊传》开篇就针对《春秋》中的“(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观念进行了深入地阐发,建立一个系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使“大一统”成为其王权合法性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在这个体系中,为了说明“大一统”观念的合理性,董仲舒引入了当时流行的其他诸家思想,特别是黄老学的天道观念、法家的专制主义和阴阳家的神秘主义,并重新赋予了“天”的神圣性,强调了“天”的作用。但是,从董仲舒的政治理想来看,他的王权合法性理论主要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圣王”观念。正是在“圣王一体”的语境下,董仲舒通过春秋公羊学的合法性价值叙事,实现了“圣人”与“王”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仅为西汉王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也赋予了孔子“素王”的地位,为儒家思想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董仲舒通过“春秋公羊学”的价值叙事建构起的王权合法性理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王权存在的理由;第二,什么样的王权是正当的;第三,评判王权行使好坏的标准;第四,王权具备天命存续的资格依据;第五,新王权代替旧王权如何彰显天命。由此,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就存在的王权合法性问题获得了系统的理论证明。董仲舒建构的王权合法性理论不仅论证了王权存在、统治和享有独尊地位的合法性,而且解释了王权为什么会更替及新王改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完成了“大一统”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证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董仲舒被后世学者称为“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和为“中国封建社会建构了一套上层建筑”的儒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