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身份也由中国侨民变成马来公民，这一身份的变化导致马华文学的归属问题趋于吊诡：从文学的渊源、传承来看，马华文学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启发与影响，将之视为中国文学在南洋地区的延展并无不妥；然而，从现代国家的建制、要求而言，在马来西亚生产的马华文学，被纳入马来西亚文学版图也是情理中事。所以，在文学传统和政治的差异化标准之下，马华文学的归属渐趋吊诡，并始终未有清晰定论。
　　不仅如此，在新兴国家论述中，马来西亚为打造国族主义，还将非马来文化都排除在国家文化体系之外，而对待用华语书写、传递华人文化的马华文学更是加以约束、宰制。至此，无论是马华作家还是马华文学，都面临着“有国无籍”的尴尬。
　　当然，面对困境，马华作家也尝试着调整创作，并借晚近兴起的全球化浪潮，跳出家国、民族的阈限，书写具有普世性、泛文化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批作品究竟能否克服此前困境还很难说。
　　可见，在不同语境里，马华文学将面临各种困境。面对困境，马华作家具有针对性地不断调试创作，建构相对坚实的文学主体，以期攻艰克难。这种策略性质的主体性建构历程证明了马华文学主体性绝非铁板一块，它注定要踏上不断建构，又不断延异的未竟之旅。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从动态的马华文学主体性入手，探讨在不同困境中，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的嬗变。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将引入“冲击—回应”视域，将“困境”和“主体性建构”作为互相参照的依据，确保本文能够准确还原主体性建构的思路。对此，本文将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论述：
　　第一，以“本土意识”为中心的主体性。马华文学是在“中国文学/文化”系统的影响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它就无法摆脱该系统的影响。然而，随着马华文学在地化趋势愈演愈烈，马华作家对走出该系统影响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因此，面对“中国文学/文化”系统对马华文学的影响/干预，马华作家建构了一种以“本土意识”为中心的主体性。该主体性并非被强力塑造，而是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系统的互动拉扯中渐渐地被发现、被营建，因此它的出现是马华作家应对影响的权宜之计，天然就存在限度和不足。
　　第二，以“抵抗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由于建国后的马来执政精英旨在打造一个马来化的“国家文化”体系，因此，马华文学长期被国家层面的霸权话语遮蔽、排除。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文化特征，马华文学不得不调动各种资源、各种手段来抵抗文化霸权，由此，马华文学以“抵抗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随之被建构起来。该主体性重在挖掘马来华人/马华文学不同于官方话语的隐蔽语本，以表演式的书写挑衅“国家文化”体系的威权。
　　第三，以“文学共同体想象”为重心的主体性。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文学生产不再是此时此地的行为，因为马华作家也顺时顺势地建构了以“文学共同体想象”为重心的主体性。该主体性不仅灵活利用华语语系文学的优势，广泛地向域外华语文学借贷创作资本，以补充马华文学场的资源匮乏；它还想象了一个具有人类普遍主义精神的“文学共同体”，以此超越本土，走出主体困境。
　　经过以上三方面内容的讨论之后，本文在结语部分将总结性地指出三种马华文学主体性并非各自独立、毫无瓜葛，而是相互对话、彼此应和。而“二元思维”是连结三种主体性对话的关键词。换句话说，三种主体性都是在“二元思维”的左右、牵制、驱动下完成建构历程的，因此，这种建构方式容易存在审美盲点，建立起来的主体性更易走入板结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