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意同乘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家具备私家车的情况已经随处可见。但公民环保理念的增强也促进了好意同乘行为的数量增多,此行为不仅体现了朋友之间的情谊,还为社会节能减排贡献了力量。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好意同乘行为的性质,但往往认为好意同乘行为应归属于好意施惠行为,即在好意施惠行为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并未产生为对方设定权利义务的合意,从而也并未产生法律关系,因此当事人双方并不受法律约束。同时好意同乘行为还具备无偿性、利他性、非拘束性的特征。但是如果在驾驶人好意搭乘无偿同乘人的过程中发生致损的交通事故,则突破了情谊行为的范畴,这种情况下要判断驾驶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如驾驶人的行为符合构成侵权行为的要件,则意味着驾驶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在判断致损事故中驾驶人是否构成好意同乘时,要逐一认定是否符合具体的行为特征。《中华人民国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对于好意同乘致损后的责任分配问题做出了规定。首先,在我国侵权责任体系内,好意同乘中的同乘人民事法律地位较为特殊。所以,同乘人的地位因交通事故的发生而转变,其既不是一般交通事故侵权认定中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也不是非机动车（包括行人）,因此在如何适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需要进行讨论。笔者通过比较现有对于好意同乘行为性质界定的观点后,认为好意同乘致损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应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进行审理,即法院应以过错原则为标准更加合理。《民法典》基于权责统一原则、社会良好风气等多方影响因素的衡量,已经规定应当在好意同乘致损事件中对善意驾驶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进行减轻。但具体规定中对于已产生致损责任进行划分时,法律仅规定在责任划分时,应对提供无偿搭乘的驾驶人适用减责规则以减少其责任的承担,排除驾驶人对致损情形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节。以上法律规定的减责规则在具体适用时,会产生如何将减责规则与司法实践中的案件相结合以更接近该法律规定预期的作用。在具体研究中,如何确定驾驶人减轻责任承担的事实和理由,同乘人的行为是否可以导致驾驶人减轻责任承担,具体案件中法官应用该条文可以得出的何种减责份额以及比例等,以上问题均是我们应当研究讨论的。此外,如何实现对同乘人损害的救济在实务中也存有不同意见。不同案件中有的法院支持驾驶人应对同乘人进行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有的法院则因好意同乘为前提不支持同乘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因此,法院是否应当支持因好意同乘致损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如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赔偿金额应如何计算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案例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好意同乘规则的困境,为司法实务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