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监管部门对房地产企业从信托途径融资的限制条件不断增多,“名股实债”是一种非典型性意定担保融资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信托公司与房地产企业之间,通常系信托公司在名义上以收购房地产公司股权并增加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的形式对目标房地产公司进行融资,同时约定信托期限、固定信托收益、增信担保措施、资金退出方式等,在约定的期限到达时,目标房地产公司须向投资方返还投资款、支付投资收益,投资方则按期退出资金,并将目标房地产公司股权返还给目标房地产公司原股东。《九民纪要》首次对信托领域“名股实债”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作出规定,但《九民纪要》并非法律、司法解释,裁判者不能将纪要内容直接援引作为裁判依据。除此之外,在信托实践中,此种交易模式的外在公示形式与内在股权让与担保目的相背离,且当事方亦通过约定的形式赋予了信托公司对融资公司日常经营的监督管理权,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是“股”或是“债”的认定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及内外表意矛盾,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了完善信托领域中“名股实债”性质的司法认定规则,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阐释信托领域“名股实债”融资模式的概念及其产生的背景,从“名股实债”融资模式的特殊性角度出发论证其具有复杂性、难以区分性,并逐一就信托领域“名股实债”融资模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详尽阐释分析。第二部分,列举了九个司法实践中关于信托领域“名股实债”融资模式性质认定的经典案例,通过对上述案例中信托公司股权取得方式、信托期限、信托退出方式、增信措施的梳理、汇总、对比及分析,发现很多案例中“名股实债”融资模式存在着相同或相类似的交易结构,但裁判者对于“名股实债”融资模式性质认定的核心观点却存在较大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参差不齐,因此,找出其中最佳裁判路径并推动立法的发展具有必要性。第三部分,从形式担保观与实质担保观间的对立冲突角度,阐释信托领域“名股实债”融资模式定性标准模糊的原因。我国《民法典》虽然将英美法系的实质担保观内容引入法典,模糊了法定担保与非典型性担保之间的畛域,但在非典型性担保公示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无法有效披露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在内的意定担保权益,且现行民法典物权体系无法容纳当事方以约定形式赋予股权让与担保权人关于公司知情、监督、管理的自治安排,导致了在公司监督管理权、外在登记所有权和内在担保目的同时并存时的裁判定性标准模糊。第四部分,从在担保目的范围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应认定为债权、存在其他担保措施系认定债权投资的重要依据、固定投资期限及固定收益安排具有债权投资属性、信托资金退出机制具有债权属性等四个角度提出完善建议。尊重、认可融资公司及其股东通过合同约定方式让渡给信托公司的部分“股东权利”的法律效力,允许信托公司在内在担保目的的驱使下,允许信托公司以股权让予担保权人的身份,在当事方合同约定授权的范围内取得并行使该“股东权利”。不应割裂当事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与《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一揽子合同之间的关联性,在当事方设定了诸多其他担保增信措施的情况下,认定“名股实债”融资交易模式属于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更符合当事方内心真意。信托资金的退出符合借贷关系中的“还本”特性,而收取固定收益又带有明显的“付息”色彩,亦具有极强的债权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