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通常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申请法院依职权取证,而随着法院案件数量的增加,同时也为了摒弃部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弊端,将大量无法直接调查收集的证据统一交由法院进行调查会给法院方造成一定压力,不利于案件处理效率。基于此,律师调查令制度经过数十年的试行和改革,逐渐走向司法实践的正中央。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至今梳理了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发展脉络,以及当前不同学者对制度的研究现状,对制度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整理,以此为基础对调查令缓解压力、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以及出现的值得改进之处,例如法律位阶过低,规范缺乏统一性等问题做了简要的阐述。第二部分是律师调查令的研究现状与概念的界定,以及律师调查令的积极意义与实践必要性。在此笔者通过分析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的论述,首先得出调查令的价值普遍得到肯定,在优化的路径上的思路具有相似之处,例如完善程序性规定,提高相关规定的效力等级等等;在概念上,笔者采取了与大部分学者相同的观点: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申请的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收集证据的文件或令状,目的是获得法院授权从而收集因各种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目前学界的争议焦点大部分在于其性质归属上,即律师调查令代表着公权力还是私权利,在此笔者从法院在调查令实际运行中的作用,以及制度运行稳定性的角度分析,阐述了支持“公权说”的理由。同时,分析了调查令在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即通过签发调查令,缓解法院当前案多人少的压力,提高案件处理效率;其次能够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帮助律师实现自身职业价值;最后是从诉讼公正的角度出发,说明调查令的实施有利于克服法院依职权取证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弊端,同时也能够促进当事人在证据调取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平衡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与“公平正义”这两大核心价值。第三部分笔者以重庆市、河南省、四川省、江苏省、广东省以及吉林省近期出台的有关律师调查令的司法文件为例,对比分析与调查令有关的几大要素,例如申请主体、被调查主体、证据范围、适用程序,考察不同文件之间的异同,就规定背后所蕴含的法理进行分析,取长补短,以此为基础对不同地区的调查令制度的发展完善提出建议。第四部分采用对比研究法,列举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就调查取证的客体、证据种类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与律师调查令制度做一对比,并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情况,对律师调查令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提出一些建议,即从庭审效率的角度完善程序设定的具体事项,避免制度的搁置,在调查取证制度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厘清公权与私权的界限,既要避免司法权过度干预私权,也要对持令律师活动加以必要的监管。第五部分笔者根据上文的分析,从规定的效力、具体程序性事项以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应用三个角度,分别提出了改进措施,即应当明确调查令的上位法依据,提高调查令制度的效力等级,完善惩戒与救济措施,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并将区块链技术融入当前律师调查令的实践中,以提高调查令的配合程度,有效杜绝伪造、篡改等不法行为的发生,保障制度在实践中发挥应有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