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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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作为一种典型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救助以及医疗保障体系之下发挥着兜底性作用。医疗救助起源于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慈善救济,及至现代,医疗救助逐渐从“慈善”演变为“权利”,进而成为国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医疗救助由政府承担一元责任,属于行政给付,即政府对医疗救助的实现具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医疗救助财源的有限性决定政府的行政给付的有限性。从法理上看,医疗救助在社会权利、积极自由和国家权力三个方面体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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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作为一种典型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救助以及医疗保障体系之下发挥着兜底性作用。医疗救助起源于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慈善救济,及至现代,医疗救助逐渐从“慈善”演变为“权利”,进而成为国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医疗救助由政府承担一元责任,属于行政给付,即政府对医疗救助的实现具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医疗救助财源的有限性决定政府的行政给付的有限性。从法理上看,医疗救助在社会权利、积极自由和国家权力三个方面体现有限性,限制了行政给付内容和行政给付水平。从多层次医疗保障的功能视角看,医疗救助行政给付有限性要求医疗救助要在法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之上兜底保障贫困人群,其功能定位即是法定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的补充保障,需要在基本医疗保险普惠待遇基础上,对贫困群体提供特惠兜底性保障。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初建于本世纪初,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医疗救助建制以政策为主导,以行政推动为主力,其立法位阶相对较低,导致医疗救助法制可操作性较弱,救助对象范围、救助方式以及救助水平等要素制度均不完善,以至于医疗救助在行政给付实践中边界模糊。诸如:医疗救助保障对象的认定标准模糊,筹资渠道单一,央地责权划分不清,救助给付范围不明确,救助限制过多,救助水平相对较低,与法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重合,制度衔接不紧密。医疗救助在行政给付实践过程当中的缺陷,倒逼我国医疗救助专项立法亟待推进。医疗救助具体法律制度建构,应围绕建立救助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筹资机制、救助方式、救助水平等各个要素制度展开,主要完善医疗救助行政给付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明确中央地方筹资权责、完善医疗救助方式及其范围等具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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