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毒品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贩卖毒品罪一直是国家管控的重点,也是刑法严厉打击的罪行之一,其在刑罚上仍未放弃死刑的适用。但是由于刑法对贩卖毒品罪只做了简单描述,缺乏相关规范及司法解释的补充,至今为止,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的争议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定罪并没有太大争议,只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不论贩卖数量多少都可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对贩卖毒品罪停止形态的认定存在分歧。在一些地方性司法文件中可以找到有关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的规定,文件中明确了贩卖毒品罪既未遂认定的标准,但各地方确立的标准明显不同,部分地方规定只要以贩卖为目的购入毒品就认定贩卖毒品罪既遂,还有地方规定贩卖毒品进入交易环节才可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较为突出的实践问题还有诱惑侦查案件既未遂的认定,由于贩卖毒品罪属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其侵害的法益是公众健康,司法机关为保护该法益,加大对毒品犯罪人的打击,往往采用诱惑侦查的方式,而该行为的实施是否影响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认定,实践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司法机关在办案时也经常忽略这一特殊情节,或者只是将其作为酌定减轻刑罚的一个情节适用。在学术界,学者们对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认定标准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四种学说,即买入说、达成契约说、进入交易环节说及实际交付说,至今还没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而对诱惑侦查案件,诱惑侦查本身就存在歧义,不同类型的诱惑侦查的实施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案结果,有学者建议区分诱惑侦查案件与一般贩卖毒品案件,将诱惑侦查案件的既未遂标准提高,以更谨慎的态度处理诱惑侦查案件。针对以上争议问题,不论是从法理上界定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犯罪形态以及借助犯罪未遂理论指导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还是司法实践中刑事政策的指导及从可操作性角度考虑,将携带毒品至交易地点作为区分贩卖毒品罪既未遂认定的标准更为合理。而对于诱惑侦查案件,诱惑侦查作为特殊情节,应是影响贩卖毒品罪既未遂认定的一个因素,且由于该类案件法益侵害的风险可控,被引诱人又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再结合上述理论及实践,将诱惑侦查案件的既未遂标准认定为实际交付毒品较为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