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式增长奇迹”。在此阶段我国的城市也经历了绝无仅有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都市区。都市区本质上是城市规模与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产物,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都市区的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的发展环境,因此都市区的治理出现了向多中心转变的趋势。一般认为市-区两级分权是都市区内部的普遍治理结构。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我国的都市区内部的空间拓展逐步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内部的空间不均衡发展在各都市区内部几乎广泛地存在着,这表明在同样的市-区分权结构下,依然有要素在不同的区域里进行了差异化的表达和作用。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建构了权力影响都市区空间扩张的机制,并通过武汉市蔡甸、江夏和新洲三区的现实权力格局调整和空间扩张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分权架构对都市区空间的塑造并非是单一路径的,而表现出鲜明的时空特征,即都市区的空间扩展是在外部的宏观时代背景与内部的分权格局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调控政策的不断变化使得特定增长区域内市区两级的权力架构随之演化,在不同的都市区空间内部表征为差异性的分权格局,而这种分权格局最终影响了都市区的空间扩展模式,形成了差异性的都市区空间环境和景观。具体而言,过去数十年增长主义下的政治经济背景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都市区空间扩张机制,权力成为了影响都市区空间扩展的根本力量。要素积累型的增长模式将空间与经济的增长牢牢绑定等同,因此各级权力在增长主义的驱动下通过干预都市区空间的扩展保障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宏观层面上,中央层级的权力主体通过制定顶层发展战略以及实施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地方权力主体实行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从而将特定的都市区空间价值化。而地理空间域层的扩展必然带来行政建制域层的变化。微观层面上,在不同阶段地方权力主体通过不同方式争夺权力控制空间范围、影响空间建设过程;因此微观的分权结构将极大程度上影响空间内部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现象。本文通过武汉的研究案例对上述理论展开了实证,认为不同时期的宏观发展战略影响了区域空间内部的权力博弈过程,塑造了各自独特的市-区两级分权格局,最终投射为不同的内部空间结构与环境。武汉市蔡甸区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引导下采取了充分激发各主体发展活力的分权方式,区层级自下而上的权力调整诉求得到了充分释放,形成了独特的多元主体差异分权的格局,进而使得蔡甸区形成了拼贴式的空间格局。江夏区在二次创业的大背景下凭借毗邻东湖高新区的区位优势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严格的土地制度使得其成为了急需空间扩张的东湖高新区的附庸,最终造塑造了围绕高新区的呈现圈层化的空间拓展格局。新洲区在重新重工业化阶段对原有的港口资源采取了自上而下集中权力资源的新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以区为主导的一体化分权格局,实现了“分权的集权”,使得新洲区围绕港口形成了单中心非均衡的空间扩展格局。从这一过程可以发现,从静态角度来看,城市的宏观空间格局是该时期宏观发展环境的折射;而空间内部的格局则是当时权力格局与宏观政策相作用的结果。从动态角度来看,从一个城市的空间扩张历程可以见证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变迁,以及不同阶段的权力作用与博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