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王阳明第一代亲炙弟子,陈明水是阳明后学中的重要一员,也是江右阳明学的重要代表,被誉为江右王门“最贤而能得其(王阳明)传”、“最著于师门者”(王慎中《明水文集序》),其成就曾得到时人的极高评价。这是因为陈明水在维护师说正道、助推阳明良知学的正式形成、推广发展阳明学说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其良知说内蕴着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陈明水良知说源于其对所处时代及个人周遭人生经历的双重反思。陈明水生活于明中叶的大转折时期,这段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统治日益腐败,文化世俗化加强,社会生活习俗趋于奢靡浮华。这样的巨变导致社会陷入价值崩坏和道德滑坡的困境,也激荡着知识分子对如何突破困境给出应有的思考,陈明水的良知说正是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出应激思考的成果。另外,陈明水的良知说也是其自身生平学履的投射。陈明水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身体赢弱,问学之路也一波三折,这些经历都促使其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正是在社会现实及个人经历的双重激励下,陈明水建构起一套包括良知本体、致知工夫、超越境界在内的较为完备的良知说理论体系。良知观是陈明水良知说的逻辑起点,有什么样的良知观就有什么样的工夫论及境界论。阳明后学中存在诸多分歧的根源就在于对良知的理解存在差异,很多人对王阳明的良知观进行了个性化解读,结果却执其一偏,悖离了阳明精神原旨。陈明水在良知观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这是在遵奉原旨基础上的有益拓展。陈明水从“独”、“几”、“素”、“仁”、“中”等多重维度分疏良知,使良知的内涵更为丰富。其以“心无定体”、“寂感一体”来界定良知,精准地把握住了王阳明语境中良知“动静合一”的特点。陈明水的良知观揭示了良知本体的至高无上性、绝对性、遍在性、纯粹性及灵动活泼的特征,这为其工夫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何做致良知的工夫,这是阳明后学中分歧最大的地方,要么静守一隅,拘谨刻板,脱离了社会现实,要么任情随性,丧失了切实的工夫。陈明水基于“心无定体”的良知观及对师说的深刻领悟,在工夫论上既坚持“慎独知几”的内向性的理性思维,又坚持“当下须求实践”的外向性践履。这种既内且外的两种向度的工夫取向,既保证了良知至高无上的地位,又赋予了其现实品格。同时,“慎独知几”和“当下须求实践”的工夫划分还使工夫过程呈现出清晰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先有“慎独知几”对主体内在良知的把握,再有在良知导引下对良知的扩充和推广,这比笼统地讲致良知更具可操作性,也比单一地静坐寂守独求自我之内在良知或只任情姿意实则无工夫可言更契合王阳明的精神内涵。陈明水在工夫论上的这种重视社会实践的致思路径实则展现了儒家勇于担当的使命意识。另外,在实践中致良知的工夫主张,也揭示了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的关系。在致良知的工夫问题上,陈明水很重视人的理性精神,但也不排斥其中必要的情感因素,而是主张顺应主体正当的情感需求。同时,陈明水还注意到不同个体在此方面的区别,因此倡导工夫过程中因人而异的差异性。此外,陈明水还注意到主体容易受到各种干扰的现实,也主张意志力在致良知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情”与“志”的分疏,既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至上之良知只有与个体协调结合才能真正地发挥应有作用,又能防止人们将致良知看得太过容易而忽视了切实的工夫。个体有了“情”的认同和“志”的牵引支撑,才会使本然良知内化为自觉自愿的德性,从而保证道德践履中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的统一性。陈明水不离社会实践的工夫论,蕴含着主体从自我走向外在世界、达致某种超越的境界。这种超越,既是对一己私我的超越,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正是有了这种境界,主体才可以堪破名利生死,在“成己”的同时追求“成物”,身于俗世却又逍遥于天地。陈明水的境界观赋予了主体一方精神家园。总之,陈明水的良知说在继承师说精髓的基础上又有不少独到创见,内蕴着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当然,囿于时代的限制,其中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