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伪造”（deepfake）作为“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和“fake”（伪造）的合成词,是一种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为支撑的影音图像合成技术,该技术伴随着换脸视频在全球范围内的火爆而为公众熟知。目前,深度伪造主要被用于替换、生成人脸图像与人声音频,具备突出的娱乐价值,呈现大规模商业化运用的趋势。但是,光鲜表面的背后也存在着暗流涌动,人脸图像与人声音频属于与个体捆绑最为紧密且无法脱敏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深度伪造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篡改、伪造,最终生成“深度合成物”——网络虚假信息,网络虚假信息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耦合提升了虚假信息的可信度,助推了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的大范围传播。与此同时,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背景下,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不加节制的篡改、伪造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最终会走向践踏公民个体权利的歧路。在法律系统内部,前置性的民、行规范已经对深度伪造的技术风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立法回应,但是囿于制度本身的固有属性,仍存在诸多无力调整之处,深度伪造溢出的涉刑风险必须得到刑法的适配性评价。因而,“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是塑造深度伪造风险应对机制绕不开的话题,宏观上,需要对深度伪造技术的两面性进行价值权衡;微观上,需要结合法益内涵与行为情状等刑法教义学的核心范畴划定具体的规制路径,以保障刑罚权在合理轨道内运行。本文则是围绕“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及其限度”进行展开。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全文约四万字。第一部分即“‘深度伪造’概述”。首先介绍了深度伪造的起源与现状;其次归纳了深度伪造技术运行原理,将其划分为“数据输入—算法生成—应用呈现”三个阶段,实质是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篡改、伪造进而生成虚假信息的过程。最后,深度伪造除开潜在技术风险,也存在正向应用价值,因而,在谈到深度伪造的刑罚规制问题时,必须做好价值权衡的工作。第二部分即“‘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必要性”。首先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原理,从行为对象与侵害法益两个层面对深度伪造技术风险进行了刑法意义上的话语转化,认为深度伪造的本质危害在于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滥用,深度伪造只是加大了对固有法益的侵害程度,并没有导致新型法益受损;其次通过梳理前置性的民、行规范,说明深度伪造的涉刑风险并非理论上的夸大,而是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前置法在规制层面的疲软态势进一步证成了刑法规制深度伪造的必要性;最后认为网络时代刑法预防转向的同时也应当保持谦抑底色,具体到深度伪造的规制层面,刑法的适时介入与前置法的继续完善并行不悖,最重要的是划定刑法的规制范围从而避免侵占前置法的规制领地。第三部分即“‘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立场思路”。这部分主要以行为情状与法益内涵作为分析工具,进而阐明刑法在规制深度伪造过程中应当秉持的立场与思路。首先应当以法益关联来理解刑法中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与网络虚假信息治理问题,包括刑法视域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超个人法益属性、网络虚假信息传播与现实危害后果的关联性两方面;其次将目光转向域外,通过美国与欧盟的深度伪造规制实践,结合我国网络犯罪的链条化趋势,认为在确定深度伪造刑法规制思路时应当坚持一体化、全景式思考,既关注深度伪造的本体行为,也要对相关联的上游、下游行为进行旁敲侧击式的打击。第四部分即“‘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路径展开”。该部分依据深度伪造的技术运行原理将涉深度伪造的危害行为分为前端、中端、后端三大类型。前端即获取公民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罪质内涵在于信息获取手段失范,应当在司法论层面以法益关联为指导适用现存的刑法规范;中端即深度伪造的本体行为——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篡改、伪造,危害行为类型的扩增要求刑事立法的有效回应,部分学者主张的“身份盗窃入刑”仍应坚持法益关联以防止过罪化倾向;后端即传播“深度合成物”（网络虚假信息）的行为,应当以法益的现实关联为指导,网络空间秩序的混乱必须对现实社会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才能为刑罚权的发动提供正当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