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一直以来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而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是通过较少的犯罪行为来体现的。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随之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刑事犯罪逮捕率一直居高不下。针对犯罪治理,一直以来就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严格治理犯罪现象;另一种是注重民生保障,加大社会福利,减少犯罪诱因。国家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堵”性质的治理措施,对打压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疏”是否能对治理犯罪发挥一定的作用呢?探索如何从社会保障方面治理犯罪,就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探索其对治理犯罪的作用,主要运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DID)尝试进行定量方法研究,以期探究社会保障对犯罪率的影响作用,为国家治理犯罪提供参考。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城市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对犯罪率的影响作用,并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了国家实行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制度这一政策对犯罪率的影响,为其他有关社会保障方面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整体上与犯罪率呈负相关关系。犯罪根源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加强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犯罪诱因滋生的土壤,缓解人们由于社会不公而带来的不平衡感,减少了社会矛盾冲突。同时良好的社会保障也增加了犯罪成本,人们在选择行为时通常是在比对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理性思考的结果,犯罪成本的增加无疑会降低犯罪带来的收益,从而削弱犯罪意识,减少犯罪行为发生。适当加强农村居民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犯罪,要求我们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应该多关心农村居民和城市务工人员,因为这部分群体在享受国家保障方面是弱势群体,推行保障政策时应注意遵循公平原则,可以相应的减少社会矛盾,缓解冲突,降低犯罪率,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