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建国初期农村社会经济的一次深刻变革,它上承土地改革运动,下启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过渡,是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中的重要一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预想,农业合作化运动要达到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改造农民,将农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其二是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落后面貌。就其结果来看,第一个任务以疾风暴雨般的速度宣告完成；第二个任务却完成得并不圆满。直至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实现进一步突破的棘手难题。当农业遭遇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形势严峻的“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各种解决方案相继浮出水面,意见相左的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争辩之中,一种新的思路日渐清晰,不少专家为发展农村经济开出了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药方”,这就将人们的视野再次拉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场规模宏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那段逝去并不算久远的历史,因其在新中国农村经济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挖掘思考。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前人的艰难探索中汲取养分,对于更好地推动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本文选取的区域研究对象为湖南省长沙县,该县历史上为产粮大县,地处省会长沙市外围,可作为中部中心城市辐射下的典型代表；又因湖南省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的家乡,运动进展受到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并得到其直接的指导,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脉络可以直接体现整个新解放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特征。文章通过对大量原始档案、报刊文献和口述资料的解读,在勾勒出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线索的基础上,将分析的视角定位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经济变革,试图以此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对长沙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对当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提供学术性的思考。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七章：绪论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选题研究时限与研究目的、研究现状及评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阐述的重点在介绍与本课题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之作出评述,以便本文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并尽量避免进行重复性研究。第一章是对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前农村社会经济背景的介绍。首先介绍了解放前长沙县农村社会经济概况,然后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文章认为土改后长沙县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大量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与此同时少数农民由于多种原因生活水平下降,两级分化苗头开始显现,但这是小农经济正常竞争的结果,与旧式的封建剥削关系无实质性联系,而且两极分化程度也并不严重,并没有达到需要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以控制的地步。接下来,文章指出了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发起的主要动因并非来源自于包括长沙县在内的解放新区,中共高层围绕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士改后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产生的争论和分歧直接促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公布试行后,长沙县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式步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轨道。第二章是对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具体发展过程的描述。文章对运动展开的思想准备、互助组的兴起、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折、初级社在挫折中前行、大办高级社等几个阶段进行了详细描述,再现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曲折历程。文章认为,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最鲜明的特征在于运动高潮来临前的几个月,湖南省由于运动进展落后于全国,省委书记周小舟在遭到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情况下,顶住巨大的压力对运动速度实施了有效控制。当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初级社的数量以超常的速度增加时,长沙县将运动重点放在了原有农业社的巩固和互助组的提高上,但当1955年夏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性报告发表后,长沙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提前完成了初级农业合作化。第三章至第五章研究视角转向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的变革。第三章探讨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描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程中,农地产权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生产资料是如何一步步从个体私有变为集体所有的。文章认为,初级社的产权制度安排,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在承认农民对土地私人占有的基础上采取了逐步动摇私有制的步骤,这既保证了政治目标不发生偏离,也照顾到了小农的私有情结。但由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转变的速度过快,忽视了农民心理的适应和承受程度,加之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做法,土地和生产资料较多的农民利益受损,致使农地完全归并集体所有后,农村中发生了局部的骚乱第四章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在生产责任制的制度设计上看日趋完善,但在具体实施中限于农业社干部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以及农民耕作习惯的惯性,生产责任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农业社的生产责任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先天缺陷,导致其难以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第五章解读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收益分配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效果。文章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分配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上,认为不同的产权制度决定了相应分配制度的内容及其效率。随着互助合作组织形式由低向高发展,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化。政府通过政策上的倾斜,将富裕农民的财富逐渐转移到贫困农民手中,从而有效防止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但由于采取非经济的手段强行抹平农民之间的经济差距,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第六章考察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变革中农民的思想和行为,着重探讨的问题是：农民是怎样看待这场旷古未有的深刻社会经济变革的?他们在变革来临的时候又是抱着何种心态?进入互助合作组织后,当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在政策的推动下处于同一经济共同体中时,他们又作出了怎样的行为,又是什么心态导致了这些行为的发生?文章认为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心态主要有四种类型,即感恩心理下的积极心态、利益需求下的逐利心态、行政命令强迫下的屈从心态、多重心理作用下的随大流心态,而持第四种心态的人所占比重最大。互助合作组织中由于中贫农之间的不团结,严重影响组织的健康发展,而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平均主义思想的盛行,第七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文章从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宏观经济效果和互助合作组织的微观经济绩效两个方面分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济成效与不足之处,认为从宏观层面看,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最终在中国农村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先进农业技术与农具的推广普及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方而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层面看,互助组与试办时期的初级社经济绩效较为显著,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初级社由于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经济绩效有所下滑,高级社的经济绩效更是一落千丈。随后文章对长沙县和山西省武乡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济绩效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运动前期,两个县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均呈现出较优异的经济绩效,但高级社的经济绩效都差强人意。由于长沙县在运动开展的基础上与武乡县有较大差距,虽然晚于武乡县完成高级化,但由于初级社发展时间更短,引发的社会矛盾较武乡县更为突出。最后,文章分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总体经济绩效不高的根源在于以政治手段推动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从该运动中应该汲取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结语部分从农村经济变革的角度总结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重大失误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增加了合作组织内部的不稳定性；过早动摇农民的私有产权,混淆社员之间的财产界限；互助合作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过于混乱,无法有效组织起生产；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做法缺乏应有的激励效应,严重打击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文章认为,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合作制经济毫无疑问是比分散的个体经济更先进的经济制度,符合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最后,文章分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教训对发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