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政治体系为分析框架探讨民族区域自治在湘西的实践。　　全文主体部分共四章，以下是各章的要点。　　第一章论述湘西的民族及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制度，在于分析湘西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湘西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当地民族的原住性。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族、苗族和汉族等三个主体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互相融合和涵化，形成了三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湘西历史上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实行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自治，但由于贫困，这种自治的能力很弱。实行自治的需要与自治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使湘西长期处于社会动荡之中。在湘西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制度中，隋、唐、两宋实行羁縻州制。五代时期，湘西土家族彭氏与中央王朝曾铸立铜柱，铭刻盟约，确立了自治的地位。元、明、清初实行土司制。明清时期在湘西修筑的南方长城，既是封建王朝实行民族隔离政策的记录，也是腊尔山区苗民自治的历史见证。清朝雍正年间，湘西完成了改土归流。之后，湘西民族自治的传统遭到破坏，民族矛盾空前高涨，乾嘉苗民起义、20世纪30年代的苗民革屯运动等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湘西历史上的民族自治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年的地方性政治体系，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张力。克服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矛盾有两个主要前提:一是必须实行现代的民主政治;二是必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此，上级国家机关有职责给予帮助。　　第二章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在湘西的实现，在于分析民族区域自治体系在湘西的输入。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民族区域自治在湘西实现的政治前提，而土地改革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其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从1952年建立湘西苗族自治区到1957年实现土家族和苗族联合自治，经历了两个互相关联、矛盾复杂的事件。一是土家族的识别。土家族要求被确认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其原因与当代中国政府的民族优惠政策和湘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关，其中区域内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使土家人的自我认同意识得到加强。土家族的识别之所以历经数年才作出决断，除了因为民族识别的艰难性外，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协调区域内民族关系、中央如何说服地方领导的问题。二是湘西民族区域自治形式的选择。在民族识别的同时，土家人很自然地产生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关于土家族实行区域自治当时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和苗族联合自治，即“合”的方式;另一种是土家族单独自治，即从苗族自治州“分”出来的方式。围绕着分和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最后选择了联合自治的形式。实行民族联合自治并不是湘西所独有的现象，湘西的特点是，实行联合自治的两个民族历史上有过长期的隔阂，而这种隔阂也是中原统治者所一手造成的。实行联合自治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土家族和苗族存在着大量杂居现象，族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独自治很困难;第二，从巩固团结和发挥民族的积极性出发，必须联合;第三，联合自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第四，湘西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有着多元一体的文化基础。　　第三章分析湘西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体系结构。自治机关既是一级地方行政机关，又是行使自治权的主体，具有双重性质。自治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湘西州的土家族和苗族人大代表在全州历届人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都达到或超过了其人口在全州总人口中的比例;历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都由土家族或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州州长及所辖各县县长都由土家族或苗族的公民担任;在行政机关中，基本上做到了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自治机关民族化关键问题是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根据湘西几十年来的民族区域自治经验，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应当考虑境内各民族的人口、历史情况和他们的政治权利，不宜机械地规定比例，在确保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能够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前提下，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占有适当的、必要的比例。自治权是宪法赋予的特殊政治权力，在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它不仅规定和制约着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其他方面，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性质和运行。本文主要分析了湘西州《自治条例》和各项单行条例如何具体体现《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自治权。湘西民族自治权在行使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政策法规在某些条文的规定上不一致或矛盾，表现为民族政策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效”，表现在自治机关与上级国家机关的关系有时存在某些不协调。笔者认为，只有真正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地方性民族法规，才能使民族自治地方有效地行使自治权。而这些法律法规的真正贯彻执行，不仅在于自治地方，更在于上级国家机关，也在于其他地方机关，根本在于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些法律法规看成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完备的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部分，尊重它们。法律面前全国人民平等。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来确保它们的执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民族自治地方改市而成为非自治地方，是经济发展带来城镇化趋势的必然结果。1989年大庸、桑植两县市从湘西州析出而与常德市的慈利县建立了新的地级张家界市。在现有的城市制度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面临着要城市化还是要自治权的两难选择。要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化历史进程中自治权的行使与行政区划调整的矛盾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实行民族自治地方的建制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关系，是围绕着自治权而形成的，有着复杂的内容，但主要指的是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湘西民族关系的和谐可以用“三个离不开”来概括，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种“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可以通过土家族、苗族、汉族之间的通婚反映出来。民族关系的和谐是民族平等权利实现的必然结果。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同时由于其经济功能的实现能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便具有了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作用。它对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作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行使着自治权，因而管理好自治地方，促进本地方的发展，便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追求，这可以极大地提高民族凝聚力。应该看到，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还处在初级阶段。湘西的民族关系发展是健康正常的，但也存在着某些消极因素。民族自治机关在享有自治权的同时，也承担着调节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的义务。在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中，自治机关及其民族化是基础，自治权是核心，民族关系的改善是目的。　　第四章论述湘西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在于分析湘西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输出及环境的改善。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湘西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输出即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表现为其功能的实现。从政治功能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协调了自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多民族国家中，中央集权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权之间的矛盾张力一直存在，而民族区域自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协调，使中央的政策、决定等能在自治地方顺利贯彻。在实践中尽管有某些不和谐的音符，但基本上可以通过行政和法律程序得到解决。同时，民族区域自治也改善了区域内的民族关系，起着政治稳定器和调谐器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功能首先表现为自治机关把管理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与此同时，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在不违反宪法和国家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发展生产。这给了自治地方行使权利、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极大空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湘西州自治机关领导各族人民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扶贫开发等经济活动中，发挥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自治州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民族区域自治的文化功能突出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自治机关的一项职责便是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典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湘西州自治机关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二）改善湘西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环境。湘西经济在纵向发展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横向发展比较上的差距。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种差距又呈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本文通过大量数据和事实材料分析了湘西州与全国、全省经济发展的横向差距;梳理了湘西扶贫开发的历程及其经验，分析了贫困的现状，提出了新一轮扶贫开发模式的构建问题。湘西的民族政策优势，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有利条件，都为湘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三）湘西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语）。民族自治地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对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重属性。把问题置于湘西层面，就必须从其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着眼，探讨其现代转型之路。根据湘西所处地理位置、本土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关系等特点，可以把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大致概括为三层含义:一是边缘性，二是群体性，三是务实性。实现湘西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需要解决好三大问题:其一，由群体性走向个体化;其二，解决文化多元汇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其三，解决文化转型与优秀民族文化遗失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