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独特性和重要性的作家，这不仅仅在于其曾经浮躁凌厉的语丝战将身份，也不仅仅因为其30年代对闲适幽默散文的提倡发展了散文的重要一脉，还不仅仅因为其面向西方读者的英语创作对中国文化传播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是这多个方面的综合，体现了林语堂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林语堂30年代的“转向”对其一生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中也尤为醒目和具代表性。但这一“转向”的原因决不可能像我们以往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和片面，因而还有很多有待深掘的空间。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林语堂，包括他的人生选择、思想轨迹以及帮助我们更加公正全面地评价林语堂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对当下也有着多维的启示意义。论文主体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对林语堂30年代“转向”进行症候式描述与分析，概括其文学创作及现实行为选择在政治文化方面“转向”的特征。下篇在上篇的基础上，以林语堂“转向”的心理机制为“解剖”对象，从个性性格，政治心理，文化心理、读者因素、文学审美自觉、知识分子主体人格等多角度展开，层层推进，重点在于探究其丰富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