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海外通讯的城市空间超越了物理属性的界限和制约,成为集物质基础、精神认知和社会关系于一体的传播载体,并为邹韬奋寻找“世界大势”和“民族出路”提供了思维支点。同时,海外通讯中的城市空间生产成为连接中西欧、美国和苏联的“悬索桥”,它联结双方但充满危险。在此之中,城市空间演变成邹韬奋建构海外社会空间的关键抓手,成为将人、群体、社会和国家连接起来的纽带和平台。作为价值极高的传播节点,海外通讯塑造出的城市空间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促成了邹韬奋信息表达和意见输出的“双重价值飞跃”。在第一次飞跃中,邹韬奋基于城市空间本体的中观层面,依次将“强调秩序和素质”、“褒扬新生活观念”和“认可教育形塑力”的态度显露出来,凝聚成为城市通讯的认知视野和批判视角。在第二次飞跃中,邹韬奋向上向下延展,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切入。他以城市景观为轴线,将视野拓展到东方（苏联）和西方（中西欧、美国等）的连接层面,最终搭建起了兼具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悬索桥”。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推演邹韬奋海外通讯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考察邹韬奋历史认知、政治价值和经济文化思维的形成与巩固,并进一步讨论城市空间生产对其思想体系的传播价值,探究其中多维并且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从建构“桥”的手法而言,特定话语和立体空间是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在邹韬奋海外通讯中,“桥”的建构从多维展开,将空间中的物质、精神和社会属性融于一体。微观层面上,邹韬奋运用多种话语方式和传播手法,撒播出数量众多的“悬索”,从不同方向牵引桥面。此中,邹韬奋的话语方式确定了从“政事”到“政治”的组构原则,建构了叙事中的“家国”元话语。在此基础上,邹韬奋首先明确风格对比与修辞劝服方式,辅以“历史外围”力量。其次,邹韬奋运用“垂直性互文”和“水平性互文”的交叠铺排,确定了话语秩序和话语链条,搭建起了城市的宏观结构。再次,题目拟定、情节再造和尾声传递依次出场,凸显出城市通讯中特有的新闻图式。宏观层面上,邹韬奋建构了立体空间的模型,将众多的话语“悬索”统合起来,形成“悬索桥的索塔”。它承接着来自多维的“悬索”力量,也承受着“悬索”之外其他方向的荷载。在空间模型中,城市选择成为了X轴,邹韬奋的选择标准因势而变。城市标志成为Y轴,不同标志占据不同空间坐标,传递特定情节与价值评判。城市人物成为Z轴,其中掌权者、底层百姓、凄苦女人和异乡华人住所不同,他们成为城市空间中最灵活、最柔软的部分。以上X、Y和Z轴指示三轴上的内容相互融合,推动城市空间更加立体完整。从“桥”的建构结果而言,东、西方之城分别构成了“桥”的两侧,并被邹韬奋巧妙地融合起来,形成坚实的“桥面”。“桥的一端”是以中西欧、美国城市为代表的西方城市,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邹韬奋笔下,这些城市满目疮痍、社会失序,不仅物质生活方面不进反退,在精神生活上也被无奈、绝望、压迫感和孤独感笼罩,沦为“堕落之城”。“桥的另一端”是以苏联城市为代表的东方城市,象征着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邹韬奋眼中,苏联城市空间欣欣向荣、祥和安乐,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团结一致、斗志昂扬,为了共同的国家建设目标而不懈努力。最终,苏联城市空间成为邹韬奋的“心愿之城”。从“桥”的建构动因而言,以城为“桥”,邹韬奋海外通讯的城市空间生产隐含着庞杂的因果链条。个人层面而言,邹韬奋的成长教育经历和职业发展经历决定了他既是城市的“入场者”,更是一个救国呼号者;国家大环境层面而言,孙中山主义是邹韬奋思想的核心,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也使得邹韬奋海外通讯的指向更加复杂。从“桥”的建构价值而言,邹韬奋海外城市空间生产的意义远超出通讯的信息传递功能,它更推动了邹韬奋价值理想的“再生产”。海外通讯凸显了邹韬奋思想的演进过程,同时打开了内外兼顾的传播窗口。海外通讯关于城市空间的内容错综复杂,有力地推动了邹韬奋对当时世界的深入认识,也进一步传播了邹韬奋思考国运的诸多观点。然而,邹韬奋海外通讯所建构的城市空间并非完满,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先入为主、不够完整、归因过于单一和评价相对片面等缺憾,这与他作为左翼作家的身份特质、政治立场、思想取向以及时代同仁的影响都有关系。这显示了邹韬奋海外通讯乃至邹韬奋的历史性,成为邹韬奋研究中不可不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