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通过对《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高行健,花城出版社1981年)和1982年《小说界》第2期上发表的王蒙写给高行健的信及同年《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的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人的通信(合称“四只小风筝”)细读,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文学文化氛围,运用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福柯话语理论等,以“讲故事”与“文本解读”的形式,将“现代派”的“发生”问题植入“八十年代”的历史认识装置中,并希望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历史本相的还原、“现代派”文本的分析,理出一条可以讨论的历史线索,即：“现代派”的发生涉及到多个方面的思潮影响,诸如“思想解放”、“现代化”、“西方现代主义”以及“纯文学”的文学需求等,同时它彰显的是80年代现代派倡导者与实践者的主体心理及其文化需要和不同的诗学态度,在面对“革命”/“文革”时,主体的“荒诞感”成为主要的“现代意识”。论文由5个部分组成。绪论。主要阐释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八十年代”的“现代派”。笔者从当下的“李陀、吴亮之争”出发,指出探究“现代派”必须回到“历史现场”,调动知识、情感以及想象,梳理“历史细节”,分析“历史文本”,方能获取“历史感”。笔者所论述的“现代派”是指1978年至1985年以高行健、李陀、王蒙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及文本实践。第一章,主要以“讲故事”及“历史文本”的分析,把“新时期”和“八十年代”作为“现代派”发生的历史背景,集中探究“新时期”语境中“祝词”与“报告”对主流文学“成规”的预设,民刊《今天》的文学实验以及袁可嘉、柳鸣九等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第二章,主要通过对“初探”以及“四只小风筝”进行文本细读,剖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诸如“初探”的深意以及文学的紧张,“去政治化”的叙述策略,“中国需要”的“现代化”想象,以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对“现代派”的不同诗学态度。第三章,通过对王蒙、高行健、宗璞、李陀等人的文学创作来讨论“现代派”是怎样“初探”的,又是如何“通信”的。笔者研究发现,面对“伤痕文学”,中国“现代派”表现出“另一种”“文革”叙述姿态,主要表现为“个人牢骚与抱怨”、“少年形象的忠诚情怀”以及“范导者的‘效应’”,而在文学精神内核的层面,则展现出了“主体性”荒诞感的获得。结语。笔者认为从20世纪文学的整体视野来看,高行健、李陀等人的理论及实践基本属于“被遮蔽”的状态,在撇除“文学史”叙述的问题之外,我们仅剩的问题便是,大致从1978年至1985年中国“现代派”的发生,其意义何在?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形式主义”的实验对现实主义文学单一、僵硬、陈旧的叙述范式冲击；2、提升了表现“革命”/“文革”荒诞感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