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塑造女性人物最多的一部作品。都柏林的女性被认为是“受被压迫人们压迫的人”，但是仅仅就女性谈女性是不够的。乔伊斯常常将爱尔兰比作女性，因此有必要将《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置于爱尔兰民族深受英国殖民压迫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一方面爱尔兰民族在强势殖民文化面前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她本身又是一股固守传统、排斥新生事物的压迫力量。在《都柏林人》中女性形象也具有这种复杂性，身处瘫痪的中心，她们遭受强大的父权制的压迫，她们有懦弱无知的一面，有敢于抗争的一面，有的与父权社会共谋扼杀他人的新思想，有的则代表民族传统文化竭力抵制英国殖民文化的压迫。本文第一部分介绍《都柏林人》作为乔伊斯小说的发轫之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回顾国外有关女性主义乔伊斯研究的各个流派、阶段和不同的主张，同时对国内近几年关于《都柏林人》的研究进行数据分析，最后简要介绍福柯的话语权力的相关理论。本文主体部分从男性话语权力的构建、女性话语对男性话语权力的抵抗和女性自己的声音对男性话语权力的消解和颠覆这三个层次逐步展开。第二部分从女性的缺席、女性的失语以及由三组母女关系所反映出的男性话语权力对女性的影响和内化，试图阐明男性话语权力如何构建。《车赛以后》和《纪念日》分别涉及国际政治和爱尔兰当时的政治斗争，表明男性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文本中排除了女性，但是男性的在场也是相对于女性的缺席产生意义的。对于《两个浪子》中处于失语状态的的那个女孩，曾经有评论家指出她以及《都柏林人》中的许多女性是“为男人而活，无声地存在于男人的左右”。从《伊芙琳》、《母亲》和《寄寓》中的三组母女关系可以看出都柏林的母亲有的则代表浅薄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的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一方面母亲们受到父权社会的规训，另一方面又按照父权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规训他人，尤其是受她们影响最深的女儿。都柏林的母亲们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男性话语权力的构建。第三部分阐述了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抵抗男性话语权力。《土》中的玛利亚是个感人至深的女性人物，她扮演着代理母亲的角色但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她又老又穷却心地善良，渴望找到自己的幸福。不经意之中用唱错的歌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反映出她潜意识中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现实的失望。《圣恩》中的克南太太和《无独有偶》中的阿达·法林敦，要么忍气吞声对生活不抱过多的期望，要么转向宗教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女性有的保持沉默但已开始觉醒，有的无意之中发出无助的呐喊，但无人倾听，更无人真正理解她们。第四部分分析了女性如何通过大胆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力图消解男性话语权力。《悲痛的往事》中辛尼科太太被整个父权制杀死，凶手不仅包括代表男权统治的丈夫、情人以及法庭，还包括充当帮凶的女儿。虽然她的声音长久地萦绕在达菲先生耳际，但她终究还是倒下了。辛尼科太太的倒下表明女性与整个父权制相抗争是何其艰辛，这一方面说明父权制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女性之间不能相互理解，而女性互相呼应对父权制展开包围之势却在《死者》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死者》中女仆莉莉、艾弗丝小姐和主人公加布里埃尔之妻格莉塔三位女性对男性统治摆出围攻之势。乔伊斯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实际上是对当时爱尔兰民族“既受人压迫又压制别人”形象的揭示与展现。爱尔兰民族在强势殖民文化面前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她本身又是一股固守传统、排斥新生事物的压迫力量。一改此前《都柏林人》中女性人物要么缺席要么沉默要么以男人的声音讲话，《死者》中的三位女性以主体的姿态言说，显示了蕴藏在文本中的女性话语的颠覆力量。第五部分即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都柏林人》15篇系列故事以男性成长的经历展现都柏林社会的痼疾，虽然只有4篇以女性为中心人物，但是女性的故事时隐时现，构成了一个连续体。透过女性人物的多方位描写，女性的觉醒过程得以展现，其颠覆的目标直至都柏林瘫痪的父权制社会。“菲勒斯中心”话语没有为女性提供说话的机会，除非她们以男人的声音讲话，或是保持沉默。根据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也是生产性的。父权制社会采用种种策略规训都柏林女性，力图压制她们的声音。但是女性的抗争始终贯穿整个文本，成为一条或明或暗的隐性线索，直至在最后颠覆的声音引发了一贯对女性采取居高临下姿态的男性重新认识自我。女性人物不仅仅是男性成长的陪衬，而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自下而上运作的力量。在边缘的女性话语中蕴藏着挑战潜能，充满了对抗与颠覆。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其作者政治无意识的体现，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自然也不例外。将《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与爱尔兰民族性相联系，在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的框架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文本中的女性的缺场、女性的失语以及女性的声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都柏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