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时间为序,梳理域外草木樨在天水地区引种和推广的历史,关注影响草木樨引种和推广背后的诸多因素,反映了草木樨价值在中国被发现的过程,基于此理解民国到建国初期天水地区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1949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2-1949年。关注了历史时期植被退化和民国战争因素的双重桎梏下,国民政府开展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农民与科学家的知识互动。抗战时期人口涌入天水地区,加重了当地的环境资源紧张状况。资源不平等的人群以不同的认知路径观察植物,科学家通过试验验证了草木樨在保土、改地等方面的功效,将其作为战时西北控制水土流失、农业增产的措施之一;而更直接面对环境压力的农民则以自身需求为导向,发掘了草木樨的薪柴作用,农民实践经验与科学理论逐渐结合。1949年以后草木樨的传播,尤其是1952年后,社会组织方式、土地制度都发生了更大程度上的变化,农业推广的政治因素更加清晰。面对恶劣的农业发展条件,天水地区的地方干部认为种植草木樨是解决当地农业问题的关键之一。草木樨的实践经验与科学试验成果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地方干部认为草木樨可以解决三料俱缺的问题,为农业生产增加劳动力,种植草木樨成为了天水地区落实国家政策的具体措施。种植草木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天水地区的薪柴短缺,减轻了农民长途跋涉的劳动力负担,也为农业生产增加了更多可耕种的土地。在自力更生、实现农业跃进的政策导向下,群众经验与国家战略目标的紧密结合,使草木樨不断地涌现新的用途和作用,草木樨成为了全国的“宝贝草”。一定程度上来说草木樨的多种用途也体现了当时的物质匮乏,国家渴望通过具备多种功效的“宝贝草”解决所有问题。然而伴随着收购种子任务的加紧,地方干部忽略了草木樨种植中存在的多种问题,存在目标制定过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收购种子导致劳动力消耗增多,种植草木樨没有实现节省劳动力的目标。在复原草木樨引种和推广的历史过程基础上,本文突破以往多以技术作为人地关系中介的视角,将人工培植的植物作为人地关系的媒介,关注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展开过程,探讨人类如何通过植物改造环境,扩大了自身的环境影响。草木樨的历史表明,政治因素、社会关系与知识的交织,不断地挖掘了植物的多种价值,塑造了植物的多重角色。被定义的植物又以不同的路径与日常生活相融合,这些带有不同应用目的的植物,进而与土地发生关系,人为筛选出来的某些植物特性和属性,介入到生态环境当中。植物背后带有的知识和观念,也通过植物这一媒介,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为生态环境增添了带有人工印记的丰富内容。被引种的植物最终又回到了环境中,使得当地环境成为了人为干预后的次生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能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