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部分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的判断，“财治”成为了现代国家赖以运行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开端定位于西方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指出的是，财治并未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被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历史的表现为国家治理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定原则。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财治及其发展历程进行探究。
　　在《利维坦》与《比希摩斯》中，霍布斯分别从政治制度及宗教这两个领域出发，揭示出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两个诱因。其一是英国议会中的民主制倾向与传统君权及君主制度之间矛盾的激化。其二则是苏格兰人民基于信仰之别而对王权的否认与反抗。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反思，霍布斯清楚的意识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矛盾的实质在于私人领域与国家公共领域之间的不相兼容。因而霍布斯借“利维坦”之名，并以契约论为原则作出了用以化解这一矛盾的制度设计。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中个人对权利的让渡，产生出了可以代表人民权利的主权者。主权者作为全部人民权利的人格化代表，尽管具有对统治臣民的政治权力，但这种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害而设立的，因而主权者的公共权力与个人的权利之间就具有了一致性。
　　霍布斯的契约论尽管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但其主权者并未完全摆脱欧洲传统意义上专制君主的影响，君主统治的直接性暴力仍作为利维坦的内在原则而存在。这不但没有消弭掉现代国家中公私领域二分的状况，反而将公私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宗教信仰上的“内外之别”，进而否定了利维坦这一设计的有效性。而依据米歇尔·福柯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可以抑制主权国家过度治理的新治理技术。这种新治理技术源于个人在市场行为中不断设立的一系列针对治理领域的合理规范，其不仅指向了对个人财产的普遍维护，同时也成为了国家意图塑造其合理性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这里，财治以现代国家法治原则的形式诞生了，因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堪称是财治的共和国。但作为公私领域二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财治在抑制过度治理的同时，却也使资本获得了更甚于利维坦中主权者的无上统治权。
　　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理由是契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巨大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以财治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其自身作为历史终结的永恒性追求，财治共和国也就成为了一种“新利维坦”。“新利维坦”的治理技术是全面的，其并不以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真实目的，而是通过将资本逻辑内化为人之生存所理应具有的合理性逻辑，进而实现对人之生活全部领域的彻底统治。而与此同时，新利维坦却也包含着对个人现世幸福的促进与满足。因此，通过统治与幸福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相互映衬，财治共和国实现了对其治理术之合法性的全面构建，并使其自身成为扬弃了旧利维坦的“新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