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一直存有两个问题:第一,行为人如携带非常规管制器械,是否能够认定为凶器?第二,携带如何认定?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以携带凶器盗窃认定的盗窃犯罪案件量大幅上升。但是因为对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存在分歧,导致司法实务中对携带凶器盗窃认定的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其中主要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凶器的认定和携带的方式上。全文除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要介绍携带凶器盗窃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沿革。在立法沿革上,主要介绍我国刑法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规定从无到有的变化,意味着立法将行为人实施抢劫罪的预备阶段也作为犯罪进行打击。在司法沿革上,概述本文的样本数据的选取,通过研究司法判决直观反映出携带凶器立法前后对于司法审判实践的影响程度。第二部分是携带凶器盗窃中“凶器”认定现状及问题分析。首先简述司法解释中对于凶器的二元界定,即性质上凶器和用法上的凶器两种。然后通过对样本数据中的行为人携带器械的种类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凶器”在司法适用中所存在的对弓弩认定的分歧、对人身危险性标准认定不统一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携带凶器盗窃中“携带”司法认定的现状及问题分析。首先简述司法解释中无目的携带和目的携带两种类型的划分,然后通过图表的方式反映出当前司法审判实务中对于携带认定所存在的“随身”标准不一、“犯罪目的”范围不一致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探寻造成携带凶器盗窃司法适用分歧的理论根源。究其原因,主要是客观危险和主客观相统一标准判断之争以及单数法益和复数法益保护立场之间的分化对司法审判实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部分是携带凶器盗窃司法适用的路径完善。首先明确携带凶器盗窃司法适用中必须坚持抽象危险的原则和明确复数法益的立场,然后提出以凶器为核心的“二元路基三步判断法”来加以判断评价,即对于危险性高的凶器采用客观的一般标准认定为随身携带,而对于危险性较低的器械采用目的性携带来限缩凶器认定的范围,从而达到一个司法认定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