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为元明杂剧的创作主体对杂剧创作是一种限制。杂剧中的人物、情节和剧作家的精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人群体的共同心态限制着杂剧的发展方向。同时,杂剧的发展是连续而有变化的,作为剧作家精神的载体,能够呈现出文人心态变化的轨迹。所以我们的研究将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也是杂剧发展的足迹,以出现在元明两代文人剧作家的杂剧中的文人形象为研究对象,从生存状态、性格气质、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寻找历史变迁中的文人群体心态和杂剧文人形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挖掘出影响元明杂剧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元代初期,文人群体被推向政治、文化的边缘,个体价值的实现完全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幻想,但对个体价值的充分肯定却恰恰成为此时文人形象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杂剧往往抱着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怀念和美赞来对文人进行全方位的刻画,呈现出的是才、情、义兼而有之的才子形象。剧作家接纳着也抵御着文化的变迁,使元初杂剧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他们带着浓厚的关怀反观自身时,对于文人弱点的批判就表现为大胆地揭示,小心地点拨。元代中期,基本适应了元王朝统治环境的文人,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身份的改变,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和再停,希望和失望的反复交替构成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变化的中轴线。文人形象中贫寒之士也相应减少,多了对功名客观冷静的思考,也出现了在仕与隐之间难以抉择的犹豫,人生实现的标准非常明确地转向了道德价值。正是在对功名的重新认识中,文人不断地审视和理解着自己一直恪守的规范和法则,信、义就是这时被剧作家挖掘出来,成为能展现文人人格魅力的优势。元末明初,经历了元明易代的文人,社会地位回升,但在高压文化政策的威慑下,以及视杂剧为“小道”的思想影响下,文人心态趋向避祸和遵从,大大削弱了文人杂剧作家的队伍,在藩王剧作家的创作引导下,杂剧对文人的关注程度也并不强烈,多数形象处于陪衬的角色,人物身上的个性色彩大大减弱,形象黯然失色。带有鲜明地为贵族娱乐和理学教化服务的特点,杂剧表现出发展过程中的迅速衰微。明中期,受到政治、经济、思想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文人的个体意识被唤醒,不受束缚地追求独特人生、对抗礼法成为这时文人群体的共同心态,杂剧中文人形象的刻画也突出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一批卓然不群的狂士和雅士形象,充斥着对传统价值标准的新思考。明后期,朝政腐败、世风日下,思想领域失去了权威和主流,文人心态也趋于复杂而多样。复古成为此时影响文人心态的新动向。有着救世责任的文人回首传统,力倡儒学道统,希望通过重建理学的权威来挽救世道人心。此时文人形象的刻画深入心灵,既有对人才的礼赞,又有对人才的悲悯。在拯时救世的渴望中找寻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表现出末世文人纷杂的情绪。由元到明,杂剧在从舞台到案头的发展中衰落了,文人形象也走出了一条从社会到书斋的路程,虽然明后期,角色又表现出向着舞台、社会回归的倾向,但已然不能改变杂剧衰落的命运了。杂剧以其在文学上的特殊地位,真实地记录了文人剧作家的内心世界,所以杂剧的发展历程中,始终纠缠着文人剧作家心态变迁对人物形象的直接影响,以致影响到了整个杂剧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