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查明问题作为正确适用外国法的前提,是涉外争议能够合理解决的关键。这一制度不仅关系到我国司法审判公信力的提升,而且对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外国法查明途径直接影响着外国法查明的成功与否,是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落到实处的关键。由于立法的缺陷和模糊,我国外国法查明途径存在实际运用单一、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导致外国法无法查明的情况大量存在。本文希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近年来外国法查明司法审判实践的分析,反思我国外国法查明途径在适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讨论,以完善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除了引言,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问题的提出,分为两节。第一节介绍了我国外国法查明途径的现状。首先是从立法层面入手,对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途径的规定进行梳理,然后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总结我国外国法查明途径的司法实践现状,根据判例检索和统计分析,了解我国法条列举的几种外国法查明途径的适用情况、查明的成功概率以及新的实践特点。第二节聚焦问题层面,根据司法实证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的结果,提炼出了我国外国法查明途径在适用过程中的三大困境: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不合理、外国法查明机构的界定和责任有待明确以及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操作性差。第二章讨论当事人和法官的查明责任分配问题,分为两节,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不合理之处在于当事人的责任被扩大。第一节对两大查明主体负责查明外国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审视,并对两种查明责任主体在司法实践中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分析。第二节,对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探讨,首先分析了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根源所在,然后指出了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应当考虑的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完善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笔者认为,外国法查明责任的分配应当在厘清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合作查明机制,明确规定法官亲自查明外国法的情形,并保障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过程中的参与权,让当事人和法官两大查明责任主体能够优势互补,最终实现查明责任的合理分配。第三章讨论新兴的外国法查明机构的界定和责任问题,分为两节。第一节聚焦外国法查明机构的界定问题,先是明确外国法查明机构提供外国法实质上是专家提供外国法的延伸,然后对外国法查明机构的范围和法律地位进行了界定,在外国法查明机构的范围上,笔者先是明确了外国法查明机构的资质标准,认为现阶段应该对外国法查明机构作出较为宽松的范围界定,在外国法查明机构的法律地位上,笔者认为外国法查明机构的法律地位应当依据接受法院委托和接受当事人委托两种情形进行认定;第二节聚焦外国法查明机构出具错误法律意见造成当事人损失时应当承担的责任,笔者先是依据外国法查明机构地位的不同,对其责任性质作出了不同的认定,接着分析了外国法查明机构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第四章讨论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操作性差的问题,本章紧贴“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分为两节。第一节对使领馆查明途径和司法协助查明途径操作性差的问题根源进行分别分析,指出两者共同的问题根源在于缺乏操作性强的规定指引和受不同法系的制约。第二节结合使领馆查明途径和司法协助查明途径的特性,分别对两大查明途径提出了完善建议,指出使领馆查明途径应优化程序启动流程,司法协助查明途径可以借鉴《伦敦公约》,签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国法查明多边公约,并且对司法协助的程序可以细化。在本章中,笔者紧跟时代前沿,指出互联网途径可以与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深度结合,借助信息社会的时代东风,提高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