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3.0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的作用从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演变成个人独立的空间。这种为我们生活提供极大便捷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独立空间,也成为了一系列新型互联网犯罪的场所,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净网2021”专项行动得到的数据显示,现今网络犯罪产业的触角已深入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且其产业涉及的范围亦在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网络犯罪亦不再是一个人们感到陌生的名词。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有关网络犯罪的罪名应运而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本罪的设立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切断网络犯罪的技术助力,有效制止为产业链化互联网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诚然,该罪的设立在打击和预防犯罪,更好的保护互联网秩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由于其认定标准的不统一、认定条件的概括性,使得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种种问题。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以及2021年“两高”联合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对如何正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一步细化了相应的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认定混乱的局面,拓宽了该罪司法过程中适用的可能性,也为进一步完善其他网络犯罪案件的认定标准,奠定了基本严格的犯罪临界范围。然而,由于法律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其司法解释的出台也并不能涵盖和解决该罪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其适用难题和实务焦点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以及后续程序的补充和完善。本文立足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根据相关刑法规制,从实务判决出发,对该罪在实务中出现的具有争议性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论述,以期能够贡献自己的拙见:一是本罪的定性分析以及本罪的处罚是否突破了传统共犯从属性理论;二是该罪的法律规定模糊,该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如何进行清晰的界定,譬如,中立帮助行为入罪的范围、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帮助故意的认定、明知的理解以及明知的认定等;三是如何正确界定该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问题,从而确保司法实践中本罪的适用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适应。网络平台自搭建以来,从来都不应被我们当作法外之地,依托于网络平台的网络帮助行为亦应受到相关规则的约束与制约,每个人的网络帮助行为都应合规亦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