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时期，政治上极为黑暗、腐败，却是一个文的自觉的时代，人的自觉的时代。魏晋士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人。魏晋美学中的自然具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界的自然；二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三是生命意义上的自然。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他认为“自然”可以统御“名教”，“无”或“自然”就是道，王弼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试图把“名教”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力图重建“名教”，维护即将崩溃的政治伦理秩序。阮籍认为“自然”高于“名教”，推崇“自然”，“法自然而为化”，将自然作为宇宙的本体，应用于社会领域，崇尚天人交泰，自然而然的社会。阮籍认为礼法是“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不遵礼法，“外坦荡而内淳至”，反对虚伪的“名教”。阮籍认为“自然一体，万物一体”，并将之应用于上下尊卑的人间伦理、乐论和五官身体中，力图为“名教”寻找先天根据，“陵天地而与浮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通过大人先生遨游宇宙而追求内在自然的无限。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以人性从容为观”，强调仁义道德发自内心；嵇康的音乐理论强调以“和”为乐的本体，而乐的本体又出于自然；在养生论中，嵇康强调人的自然欲望，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合而为一。郭象则提出“自然与名教”统一，郭象认为自然就是名教，名教就是自然，取消了自然中的自由内涵；“名教出于自然”调整了“自然”和“名教”的矛盾；“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认为名教是块然自生的，名教中自有乐地，为了弥补对自由人格追求的缺憾，郭象提出了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以明“内圣外王之道”。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明了陶渊明远避政治斗争中心，归隐田园，并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为后世士大夫塑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并塑造了两种人格，一是“久在樊笼里”所具有的儒家入世、济世人格，一是“复得返自然”的道家出世人格。卢梭提出自然人来对抗社会人，康德提出文化人、道德人来解决卢梭未能解决的人的二重性矛盾，人最终由社会人、自然人向文化人、道德人过渡。从此角度审视，魏晋美学中“名教”与“自然”之辩的实质是社会人、自然人向文化人、道德人过渡。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力图以自然人来规范社会人；阮籍“名教”高于“自然”，力图用自然人来超越社会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试图用自然人来超越社会人；郭象“自然与名教”的统一，即重整名教，做到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陶渊明则是自然人向文化人、道德人过渡的典型。魏晋美学中自然观实质回答了“人是什么”，王弼的圣人有情论的“圣人”，阮籍的大人先生，嵇康以自己的行动来践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郭象独化而逍遥的人格，陶渊明的“五柳先生”，都是魏晋士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在魏晋美学中，自然界的自然和生命意义的自然被赋予了自由的内涵，从而成了理想社会、理想人格和人的自由本质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