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婚姻的特殊补充形式,已度过漫漫数千年的时光,与妾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在历朝历代的更迭替换中,日益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水平,到清代时已发展至顶峰。本文拟将结合创作于“康乾盛世”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红楼梦》,通过分析阐释法律与文学中“妾”的相关问题,以“妾”的弱势地位是否因法律而加强这一问题为切入点,来讨论女性地位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在通过对《红楼梦》文本的运用及贾府中的妾进行梳理与总结来为进一步论述提供语境前提后,将妾置于宗族结构与法律结构之下以揭示出一种不平等结构。在宗族关系中,以妾的视角进入贾府之中,通过法律与文学细节的相互印证来对妾的具体处境中加以分析并得出判断,无论是与丈夫、正妻、子女还是宗族本身相对应,妾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法律关系中,结合《大清律例》和宗族法的规定分析妾的弱势地位被法律规定加强的具体表现,即在刑事领域中,国家法利用严苛刑罚将妾固定在较低等级;民事领域中,宗族法在看似灵活的制度规定中也并未给予妾与妻类似的保障,妾的权利与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宗族的赋权和认可。这种赋权和认可看似取决于夫在宗族的地位以及夫对妾的感情,实则受制于子嗣承继和宗族利益,属于“理论上可能”而“实践上困难”的事情。由此可知,妾在法律关系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并在国家法和宗族权威的共同作用而得以制度化。其次,论文分析了妾的弱势地位的制度化方式。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与其他治理技术尚未完全分离,其象征意义类似于“在场的长者权威”,采取的是一种融和型的治理技术。对妾而言,其弱势地位的制度化源自宗族与法律的双重权威压制:一方面,宗族的本质为传统型权威,以儒家思想中的礼制强化妾对男性及宗族的依附和顺从;另一方面,国家法的本质为法理型权威,以对宗族的适当赋权和设置严苛刑罚的方式对妾予以压制。在此过程中,两种权威以彼此交融并互相强化的治理方式共同实现对女性的客体建构,正是这种双重权威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包括妾在内的女性整体都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制度性事实。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如何看待“妾”的消亡与延展及如何在治理技术转变的现代社会中实现真正的女性主体建构,本文提出了当代反思。作为制度的“妾”的消亡是由于女性在制度层面上已被视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女性的弱势地位的确得以改善。而“妾”的延续则反映出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客体建构及其依旧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并没有被完全改变,只是在法律象征及治理技术转变后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女性的主体建构,还须在认清现代社会中法律象征的转变的前提下,从合法性层面和制度性层面同时加强对女性的保护,进而才能起到改善女性弱势地位的作用。